中国不一样。“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

此所谓“士人精神”。

方伯庚：“中国不热衷特殊性，对个人主义不感冒，中国要一个整体的普遍性的人格。这些不是近代以来马氏那一派传进来才有的，你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士人精神’。”

听他论述了这么一大通，熊浣纱顿觉困惑：“精神的东西，它背后是数千年的文明，不是你们弄一个‘蒙太奇’计划，想消灭就能消灭的。”

“数千年文明，背后支撑的，就是‘士人政府’和‘士人社会’。”方伯庚悠悠道，“而支撑这两者的，又是一样东西——科举。”

点睛之语——熊浣纱在转瞬变了脸色：

“你们这次过来，是想对科举制度下手？”

方伯庚没有直接回复她的问题，转而说道：“有个政治学家，叫亨廷顿。上个世纪6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说的是现代化问题，但是挪到你们中国，有一部分也说得通。”

这本书张树从来不曾听过，熊浣纱却在顷刻之间抓住了方伯庚的话语重心：“政治参与扩大的前提是国家制度化水平的提高。”

这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核心观点：一个国家如果急于开展民主运动，导致政治参与过度膨胀，本国的法治建设无法将这股民主潮流收纳在一定的框架内，就会出现政治动荡乃至衰朽。

就像往一个容器里面倒水。容器要兜得住，要么自身过硬，要么水量适当；容器本身如果不坚固，摇摇晃晃，水量就得控制，一旦不控制，超出容器承受水平，崩裂的后果可想而知。

“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四个衡量标准，科举制都做得不错，很好控制了政治参与的水量，又不断完善这个制度本身，容器越来越硬，所以中国能长期稳定统一。”方伯庚。

熊浣纱：“你们这次来，是想毁容器，还是想放水？”

方伯庚饶有兴味地看了她一眼，似乎觉得她这个比喻很有意思：“都要。”

接着竖起三个手指：“三件事：第一，改科举为科举与察举并行；第二，解除对商贾不得从官的禁令，允许商贾察举入仕；第三，朝廷立法，在大征商人赋税的同时，用军队武力保护商人的私有产权。”

说完了，静默下去，坐等对面人的反应。

张树微微将头偏过。这是他自审讯以来频繁的动作——因确乎是不懂。没有身边人的学识仰仗，这场审讯他着实进行不下去。然而这回他偏过去，没有看见一如既往的顿悟或者诧异或者凝重，反倒是平平的，好像无形的雪罩在熊浣纱身上，千百年的冰冻，人的神色与山色雪色融作一片。

没有反应。

“熊主任？”张树犹疑着唤了一声。

仍旧是那样，平平的，连睫毛都不曾有过摇撼。

见她这副模样，方伯庚却反而了然，闷声笑了几下，说：“要不，请示下你们中科院的上级，用量子计算机给测算一下，这个成功几率，有多大？”

挑衅的一句话。

他知道熊浣纱不是没有反应——实在是反应太大，不得不到了必须掩饰的地步。风平浪静之下，早是深渊擂鼓，轰隆而上，将九霄都响彻。

“资本主义经济三个特点，交换、私人垄断、劳动力自由买卖，它的出现，需要一种极其现代的国家组织形式——怎么来的？欧洲，数百年政治割据、军事战乱，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要生存，得打仗，要打仗，得有军费，军费哪里来？收税。谁的税最多？商人。拿了商人的税，他们不乐意，下次不给了怎么办？打？他们会逃，逃到别的国家去，所以不行。”

“这时候，英国很精明，怎么干？政府出来，拉了一帮商人开议会，说，你们给我钱让我打仗，我用武力保护你们的产权——什么意思？国家强权和资本联合了起来！有了国家保护，商人这个阶层迅速扩大，拿了经济权利，后面发现不够，想要政治权利，所以有了革命，有了议会改革，一步一步，这帮人在政治上越做越大，用公权力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钱攒太多了，必须投到海外第三市场去，正碰上环球航行起来，到处建殖民地，商品倾销啊，后面又把资本送出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这么来的——很唯物，但是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