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落座后，约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钢笔和录音笔，把它们整齐地摆在桌上。

“你当记者很久了吗？”瓦列里注视着约翰这一连贯的动作。

“是的，从大学毕业开始，到现在已经15年了。”

瓦列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但这次采访是我十五年来第一次去了解另一个记者的生平经历。”约翰补充道。

瓦列里没有说话，看着桌上的那些物件。

“沃尔科夫先生，在正式采访前，我想问个问题。”约翰拿起本子和笔，“我听很多人说你已经很久不接受任何采访了，那为什么会答应我的采访请求呢？”

“你和他们想要的不一样。”瓦列里回答，“人们总是迫切地希望从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口中听到任何可以写在新闻中的事实和定义，以此来帮助他们高效地在教科书上给这段历史打上简陋又呆板的标签。”瓦列里继续说道，“这就是我很久都不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哈里森先生。我已经不再能够讲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了，我的脑海中只留有一个个的故事，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感知，而它们也在逐渐模糊，在慢慢地离我而去了。这就是我拥有的全部。”

“是的，我之前在电话里也和您沟通过，我这次采访的目的不是切尔诺贝利，”约翰摁下录音笔的开关，绿色的小灯亮了起来，“我想聊的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安德列夫。”

听到这个名字后，约翰看到瓦列里灰色的瞳仁细微地颤动了一下。

“我读过阿列克谢的很多文章，主要是以加布里埃尔为笔名发表的那些，因为大部分伊戈尔·普拉霍弗的文章我都找不到。”约翰有些遗憾地说道，“我也粗浅地了解了一些他的生平事迹，但很多都比较模糊。”

“因为阿列克谢的档案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资料都被藏在苏联解体前的那栋卢比扬卡大楼里，也许早就被销毁了，我们不得而知。”

“那您读过他以伊戈尔·普拉霍弗为笔名写的那些文章吗？”

瓦列里迟疑着点了点头。

“就在一年前，有人把《信鸽》全部期刊都送给了我。”

约翰抬头，“是谁？加林娜·沃尔科娃吗？”

“不，加林娜·沃尔科娃早在1986年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了审讯室里，她和阿列克谢一样，没有签那份认罪书，因此被他们反复折磨。”瓦列里说道，“她已经没有家人了，她的外婆很早就死了。”

约翰点点头，有些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那是谁送给您那些杂志的呢？”

“鲍里斯·梅什科夫。”

约翰吃惊地瞪大眼睛，“你后来和梅什科夫还有联系？”

“他在2004年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我，说想和我聊聊阿列克谢，我当然没有犹豫。”瓦列里深吸一口气，“90年代改革开始后，他把党徽拿到红场卖给了一个前来旅游的美国人，卖了10美元。他所展示出来的忠诚，他口中所谓的信仰，不过是日积月累的耳濡目染和长期规训下的屈服罢了，戈尔巴乔夫一打开牢笼，他比谁跑得都要快。他后来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自己开了一个书店。他和妻子离了婚，把女儿留给了前妻，现在独自一人在莫斯科生活。”

“他为什么要和您联系？”

“我当时也很困惑，他先是做了个自我介绍，当然，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就立刻冲上前拽住他的领子，狠狠揍了他。他没有任何反抗，周围的人涌上来劝架，问他是否需要帮他报警，他拒绝了。后来我打累了，平静下来，我看到他身旁堆着一摞整整齐齐的书。他整理好衣服，带着流血的鼻子和红肿的脸平静地回到了座位上。”

“然后呢？”

“他把那一摞捆扎好的书推到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发现那是一本本的《信鸽》。他说从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收集刊登着阿列克谢文章的《信鸽》，一直到1986年阿列克谢被逮捕，一本不落。”瓦列里说道，“梅什科夫说他羡慕、爱慕阿列克谢，同时也深深地恨他。他说阿列克谢就像一只永远自由的白鸽，而他从生下来开始就是遍体鳞伤的笼中鸟。

“他说他为阿列克谢的死而终日感到自责，他甚至不敢在阿列克谢跳楼后跑下去看一眼他。我感到好笑，讥讽道：‘看来我们的’主义’并没有治好你的同性恋’他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用纸擦着不断流下的鼻血。

“他说他是来赎罪的，他费尽心思打听到我的住址，给我写这样一封匿名信，就是想要跟我讲阿列克谢的故事。他讲了很多关于阿列克谢在大学的事情。我回去后把他说的全部记了下来。我意识到，我和梅什科夫都只是阿列克谢人生拼图中的一块，我对他的怨恨毫无用处。毕竟，我自己也间接导致了阿列克谢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