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堂落入地狱，难以接受这种落差的父亲在一个夜晚站在员工宿舍的楼顶朝虚空迈出了人生最后一步。松崎嘉一的家庭一夜之间陷入了贫困。

松崎的母亲并不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事实上，她向来都认为自己很无助。她有着和她性格一样单纯的美貌，脸上总是挂着如同不满意生日礼物的孩子一样的神情。换言之，她是一个无知且无能的人。

松崎独自操持了葬礼，可惜亲戚朋友们一个都没有来，这些曾经热络的在他父亲的大树下乘凉的故人，如今对松崎母子避如蛇蝎。葬礼结束后，松崎那个一直都没从震惊中缓过来。所以闭门不出，连丈夫的葬礼都不肯露面的母亲告诉松崎，她要回家了，回她的家。

松崎意识到母亲并非来征求自己的同意，而是在告知他。真是可笑，松崎不知道自己竟然能在这种时候笑出来，但他确确实实笑出来了。一个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主见的女人，头一回，在遇到这种事时，靠着动物的本能，独自做出了决定。

松崎同意了，他用最后那点母子情分，忍耐着送母亲上了车，目送着母亲从自己的人生中彻底的消失，然后回到了东京，抛下了所有的尊严和廉耻，像野犬一般活了下去。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之后，他在他父亲的那个年纪，在东京都有了一家自己的诊所，尽管肮脏，却是他自己的。

加藤站在这间松崎奋斗了半生得到的诊所里，目光游荡着。这是他意外发现的，就在美容院的一旁。他撬开锁，弯下腰，小心翼翼的钻了进去。这里就跟东京都其他诊所没什么差别，但加藤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他的目光划过那一排排整齐的药瓶，心里猜测着那里面装的到底是药还是毒、品。

加藤走到松崎的座椅上，拉动办公桌的抽屉，被锁上了。可这压根难不倒加藤，眨眼的功夫，抽屉的锁便被弄开了。

里面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松崎关上最后一格抽屉，正准备站起身，却觉得哪里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来。

他皱皱眉头，一点头绪都没有。

最终，加藤还是离开了办公桌，朝着休息室走去。休息室门上的锁对于加藤而言依旧算不上难题。休息室的构造很简单，床摆在靠窗的一侧，另一边放在一张写字桌，一个柜子，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障眼法。加藤看了一眼墙面，托着画框的底端一用力，画框就被拖起来了，露出藏在后面，嵌入墙壁的保险箱。

密码是什么呢？加藤思索了一会，决定还是将这项工作留给警探们好了。他在房间的其他地方搜寻了一圈，找到了不少藏匿现金的地方后，便回到了外面那张办公桌前。

将重要物品放进保险箱的确是普通人都会选择的方法。但加藤认为，松崎这样的毒、贩不会，他必定会将重要的东西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加藤在桌子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敲打着，终于他露出了一个「果然如此」的笑容。

一个暗格被加藤找到了。

有锁。

但不是问题，对于加藤而言，最让他头疼的是密码才对。而很不巧，松崎不信任密码。

花费了不少时间，加藤的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他才听到那一声清脆的声响，锁开了。

暗格被拉开，里面放着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文件袋。

难道又是钱？加藤一边想，一边打开它。

并不是钱，而是一丢泛黄的信纸，看起来有些年岁了。加藤拿出一张，一目十行的看下去，不到一会功夫，他的脸色就变了。

“白马君。”加藤毫不犹豫的拨通了白马探的电话。同时，他警惕的将文件袋塞进大衣的内袋里，将暗格恢复成原状，“我在松崎的诊所里，我找了很重要的文件，关于恭田丽子的。”

白马探在家中等到了加藤正成。

他打开门，侧身让加藤进来。此时父亲仍在东京警视厅，母亲早已熬不住睡了，埃尔莉也已经昏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但怕吵醒了她们，白马探还是尽量蹑手蹑脚的。

“怎么了？”他问加藤。

加藤解开大衣的扣子，从里面掏出被塞得皱巴巴的文件袋，郑重的交到白马探手中。

“您看了就会明白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关于恭田丽子的旧事的。”

白马探展开随便抽出来的一封，只见上面写着：我最亲爱的丽子，见信如晤。

信件很多。有的没有信封，或许是本来就并不想寄出。有的有，可信封上没有邮戳。

欧洲天主教的信徒们，不论是否穷凶极恶，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步入冬天时，都会前往教堂向神父忏悔，乞求上帝的宽恕，已获得灵魂的慰藉。这些是一个男人的忏悔。白马探看完信，意识到。他抬起头来，说：“看来得去和歌山县跑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