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哥哥还是去了。我闷闷地说。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沉默下来。他重新拾起了斧头，一下、一下，将木头劈开。斧头落下去的时候传来了很清晰的断裂声和沉重的闷响，就好像他把什么东西也一起砸在了木桩上。

又下起雨了，哽咽一般。

我不再开口。端着捏好的饭团，走回屋子，却又不自觉回想起哥哥在信中所写下的那些句子。那种平和而安静的语气让我每每潸然泪下，我很难想象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些近乎安慰的话语，他究竟是坐在什么样的地方，面朝着何方，身边笼罩的是灯光还是月光；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很好，可是那些剧痛的日子里，他又是靠着什么熬过去的呢……无论怎样去思考，他的身影也总是离我很远很远，远得即便能感受到他温和的目光，也无法真切地看清他的脸。

更往后的日子里，我总是梦见他。梦见他抱着卡卡午睡，梦见他穿着还有些宽大的制服拍照；梦见他从战场上回来，靠着一棵叶子都掉光了的树休息；也会梦见他和友人们一起吹口琴，燃着的猎猎篝火照亮他的目光。他的灵魂在我梦中是蓝色的，蓝得很深、很温柔，好像盛进了一洼门前那条小溪里的水，淅淅沥沥地，流淌进津轻河中。

他面朝我们走来，穿过我们，又走向更远方。

第四章

又在下雨。

还在下雨，总是在下雨。

我已经许久许久不曾坐在那小桌前拼石头；二哥也离开家，上战场上去了。这一次的征兵与大哥那次截然不同——再没有那样好的条件由大家自己选择了，战事愈发紧张，每家每户只要有中青年的都需得出一个人上去，即便女子，也是培训完后，就去前线做卫生员。

那时候，父亲母亲眼泪早流干了，连话也说不出什么，只是沉默着替二哥收拾行李，把这个装进去，把那个装进去；把祈祷装进去、把牵挂装进去。我抱着卡卡，蹲在一边。二哥的手搁在我的头上，却亦是什么也没说，只是抿着唇发呆，或许——他也在想自己那战场上牺牲的哥哥吧。行李收拾完之后，母亲说，明天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一声。二哥点了点头。

第二天的黎明，他悄悄走了，没有跟任何人告别。早早爬起来、想要像往常一样去叫醒二哥的母亲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怅然若失。

他走后，家里愈发安静。母亲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突然又少去一个人，米也要少放，可她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对这些的认知，有时不小心煮得很多，有时又不够吃饱。晚上睡觉时，她总是要紧紧抱着我才能入睡，偶尔我半夜醒来，只看见她盯着天花板，静静地流着泪。我常觉得在这样的年代里做一个母亲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她已经被夺走两个孩子了。如果继续坏下去，或许有一天，连我也会离开她。

二哥不时寄来信。每一次信送到我们手上，我都会变回那个小时候的自己，看大人们因为这只有寥寥数行的薄纸欣喜万分、珍惜地享受一顿来之不易的丰盛晚餐。这些数年里养成的习惯、他们的笑容、要放在台子上的两个饭团，还有一切循环往复后母亲时不时的走神，都像是我永远也逃不开的枷锁，缠在我的骨头上，渗进我的梦里，让我常常哭着醒来。然而睁开眼后，一切都依然静悄悄的，一如数年前那个令人不安的黑夜。而我即便点起灯，也只能看见那一片狼藉的，悲伤的餐桌。

春日到来。我去镇上读书，但再也没听哪个人面带兴奋地谈起有关战争的事情。有的同学家里已经没有人能去，因此开学的时候他的桌子便空了；而老先生在台上语气平静地讲着课，仿佛教室里不曾少过谁。可是每当把思绪从这刻意营造的平静中抽出，我便总是很能清晰地意识到什么——那征兵的画册一直丢在抽屉里，安静地生着蜘蛛网；教室外的草地迟迟不见绿意，曾经会赶在我们下课时等在门口做生意的小贩再也没来过；有时走在回家的路上，才会发现从前见过的很多人现在全都不见了。他们好像突然地被留在了刚刚过去的冬天里，再也没能走出来。

又过了很多天。有一天，老师没来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后来不知有谁突然说了一句“听说老师的儿子在战场上死了”，大家一下子就安静下来，面面相觑。我坐在教室里，眼睛还看着课本上的字，手脚却已经冰凉。我想起了大哥，想起了二哥，想起那位送遗物回来的独臂战士，想起他们全都就这样走开，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念想。那天，大家不知怎的再也笑不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到了放学，然后背起书包，安安静静地，各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