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灼拉似乎注意到了他的不适。

“我们换个地方谈吧。”他说。他把手从下巴那儿移开，转过身去，但是仍然拉着格朗泰尔的其中一只手，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一样——然而，格朗泰尔很快发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他在紧张，格朗泰尔想，安灼拉竟在紧张？

他们走了快十分钟才找到一辆的士，他们钻进后座坐好之后，安灼拉依然牢牢抓着他的手。这实在太奇怪了，格朗泰尔想，但愿他酒醉的脑子里还分得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的安灼拉大概是不会这样抓着他的手的。他觉得自己的手开始出汗了，一方面他希望安灼拉因为感到恶心而甩开他的手、让他喘口气儿，一方面他又希望安灼拉永远不要放开手。

安灼拉没有。

“当你说让我说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安灼拉向司机报了格朗泰尔家的地址，向后靠在了靠背上，“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拳击。而是……”他顿了顿，“而是我七年前就见过你了。”

这话让格朗泰尔从靠背上直起了腰。他转头瞧着安灼拉。

“什么？”他说道，“是我糊涂了，还是你也喝醉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多前，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大概比你清楚。毕竟，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报以如此毫不掩饰的鄙夷……”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坠入爱河，他想。他记得那一天，心碎和爱情是同时到来的。

“那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安灼拉说，罕见地没有驳斥，“你不知道，这很正常，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你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的事。那时我还在读本科。那年暑假，我在地区法院做志愿实习。”他顿了顿，“我父母是在法学院认识的，一起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希望我本科毕业后也能去学法律。”

“嚯。”格朗泰尔轻轻笑了一声，是啊，成功中产家庭，精英欧洲移民。他从安灼拉身上一眼就能看到一个严格而备受尊重的家庭的影子，“从幼儿园就被规划的精英道路，想必如此。”

“别急着讽刺。”安灼拉说，“我曾经不确定我想做什么。我希望这世界变得更好，但未搞清楚以何种方式。难以想象么？我也经历过迷茫期。我读过的社会学、法理论和政治思想著作在我脑子里盘旋许久，但从哪个角度入手能真的最大幅度地推动进步和改变？像我父母那样和券商还有交易所打交道显然不行，但坐在法院里也未必有效。那个夏天我见识了太多令人生厌的嘴脸，我知道有些法官为了考评会如何筛选案件，有些律师对真正的道义可以多么无知，有些当事人为了一己私欲可以隐瞒和编造什么。也许你不相信，你以为我是由于天真才有信仰，事实并非如此——我早就见识过他们。”

“这倒真是出乎我所料。”格朗泰尔干巴巴地说。

“想必如此。”安灼拉说，但看起来并不恼火。“正在我开始认为法律并非良策之时，我旁听了一个案子。”他把头靠在靠背上，优雅的脖颈后仰，闭上双眼，似乎在回忆。“一个夏日下午，法庭里热得出奇，法官和书记员昏昏欲睡。一个年老的女人坐在被告席上，亚麻色头发，脊背佝偻，目光惶惑。她的辩护律师看起来漫不经心，瞌睡连天。庭审开始前，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栏杆前窃窃私语，公诉人穿着一套黑色西装，辩护人则是灰色条纹西装，黑西装的对灰西装的说，你们只要承认监护失当，我们就改变指控。”安灼拉的眼睛睁开了，他转过头来，蓝眼睛看着格朗泰尔，“他说，让我的助手和她谈谈。”

“……安灼拉。”格朗泰尔说。他呼吸加快，他知道安灼拉在说什么了。这怎么可能？现在听到这个故事太让他痛苦了。他徒劳地喘着气，希望安灼拉停止。

安灼拉没有。“我记得他的助手，黑色卷发，非常年轻，看起来甚至还像个大学生。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没打领带，怒气冲冲。”他的蓝眼睛还看着格朗泰尔，那蓝色似乎因为突如其来的爱意变得更深了。他抓着格朗泰尔的手握紧了些，“他喊道，‘这太卑鄙了！我不干！’”

格朗泰尔摇了摇头。安灼拉的眼睛让他无所遁形。别再这样看着我，他想，别透过我看曾经的我。不管你在找什么，他都不在这儿了。

安灼拉仍在说。他朝格朗泰尔又靠近了些，“那个检察官闻言色变。他拽着他的助手出了法庭，我走到旁听席的出口，靠在门边，听他们说话。那检察官问他的助手有什么问题，年轻男人说，我不喜欢这样，这完全无道德、也无正义。这话引得中年男人嗤笑出声，他像打趣一样问道，你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年轻人说，为了公义，为了社会进步。这句话让他的负责人笑得更厉害了，他说，你在法学院读了太多书，脑袋锈住了。他说，你还要多在实务中学一学。他说：也许我们象征着正义制裁，但绝非在每一个案子里，因为每一个案子根本无足挂齿，这种案子一天内就有几十个，社会进步时，它们连车轮上的尘土都不算，而你的名字甚至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载入法学院教材的判决书中。所以工作就是工作，你最好做好你的工作。”安灼拉停下了，路灯在车窗外交替闪烁，不断落在他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