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刚进医院门诊楼大厅，就看到大厅正中间摆着一个灵堂，十几个穿着丧服的人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有院方的人一直在和他们沟通，但似乎没有效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凌晨压低声音对程澈说：“这家人找的律师看来对这种案子很有经验，通知了这么多媒体，这种时候，先不管是不是医疗事故，医院就是迫于舆论压力和医院形象也会选择息事宁人。”

程澈和凌晨赶到院方办公室，本来以为一定是门庭若市，没想到只有寥寥四五家媒体关心鉴定结果，院方负责人拿出当时的手术记录，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等材料，无奈地说：“病人突发死亡是术后并发症，不是医疗事故，不是我们医院的责任啊！”

程澈问负责人那现在那位主刀医生在哪。负责人一脸愁容，“现在爆出他这么多事情，怎么可能再让他回医院，迫于各方压力，院方领导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不服院方决定，情绪很激动，昨天跟院方领导起了冲突，今天早晨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凌晨问：“那位医生人品怎么样，真的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吗？”负责人有些为难地说：“关于他的私生活，我不好评价。我是和他同一年进的医院，虽然平时没有什么机会沟通，但是我知道他的专业和医术水平在他们科室是数一数二的，主刀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手术，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没有收到过患者的投诉。每次下乡扶贫义务出诊捐款捐物的，他都是身先士卒。唉，这么一闹，他这职业生涯也算是毁了。”

凌晨问负责人能不能把那位医生的电话给他们，负责人果断地拒绝了，说这几天记者不断给他打电话逼问他的私生活，他已经快崩溃了，不可能再接受采访了。凌晨说：“他既然是冤枉的，就不应该被大家这样舆论攻击，而且你们院方也不应该背这个黑锅。”见负责人还是有些犹豫，程澈说：“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记者，我们只会关注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和事实无关的隐私，我们会如实报道这个医疗鉴定结果。仅此而已。”负责人最后还是没有同意，凌晨不死心，临走的时候悄悄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纸条上塞到负责人手里。

本来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谁知晚上负责人居然打来了电话，说他私下和那位医生沟通了一下，那位医生同意接受采访，但只接受电话采访。凌晨和程澈猜测，可能是他们和院方负责人说的话让那位医生觉得他们没有偏见，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偏见，还可能他被外界恶意揣测这么久，也想有个地方诉说自己的委屈吧。

电话采访开始，程澈详细问了他关于这次手术的过程，基本和他们了解到的一致，说到红包问题，那位医生激动地反驳：“绝对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发誓！我们医生和你们记者一样，这样的工作都是发不了财的，如果发财，那一定是良心换来的。我始终牢记我是一名医生，我做的每一台手术都尽心尽力，对的起我的良心。但是，手术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本身就有风险，这是现在医学水平的局限，不是任何一个医生可以左右的啊！”

电话那头传出了低低的抽泣声，“我为了这台手术，连我儿子的生日都没有陪他过。”程澈等他平静了问他有没有什么人能证明当时他拒绝了家属的红包。他想了想说，家属给了他两次红包，一次在办公室，同事可以证明，还有一次在手术室门口，应该监控可以看到。

随着采访的深入，程澈可以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人由充满怀疑到慢慢放松下来。采访结束凌晨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他顿了顿，竟然开始主动说起被其他媒体当做重点渲染的“婚外情”事件。

“我和我妻子结婚十二年，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医生这个职业，外表看来光鲜受人尊敬，但到底有多苦有多累压力有多大责任有多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忙起来的时候简直是没白天没黑夜，几乎没有节假日，能陪老婆孩子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由于专业特殊性，有什么压力也没办法跟家人说，说了他们也没办法分担，加上聚少离多，我和我妻子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去年年底，我妻子和我提出离婚，我同意了，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讽刺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迟迟没有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和李护士因为经常要在一起加夜班，由于是同行，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跟她说一说，她能体会我的苦闷也能帮我疏导一点压力。一来二去，我们之间就有了感情，但绝对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肮脏的关系，而是惺惺相惜知己般的感情。对方律师不知道怎么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加上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我现在的形象已经是一个道貌岸然抛弃妻子草菅人命的混蛋，我大概这辈子也不可能洗清自己了，对于家庭，我的确亏欠，但是这个手术，我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