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不要怕，姑娘们，”那士兵说，“已经处决了当地的100个平民做为报复。不这样，那些法国人是不会学乖的。”

“就该这样！”女同学恨声说，“死两百个也抵不上我们士兵的性命。”

医院出来往回走时，不断与医院和路上的军人相遇。阿尔伯特的背影重叠在每一个国防军军官身上。

不少军人背着行李，奔往火车站，重返前线。

这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轻面孔，都将一无例外地走向20世纪最大的灾难，体验一场生命和信仰的幻灭。

“你原本答应我要遵从内心的。”心中久违的声音响起，温和中带着轻微的责备。

“是的，我不是做过决定，听从过了吗？”我对它说，“否则也不可能来到这里。”

“但听从内心不是一个决定的事，它要求你每件事、甚至每时每刻检查自己，看自己是否做出了真正的决定。而不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听从固定规则。”

“可是，理性很重要——”我反驳。

那个声音发出叹息，“哪怕从古希腊人算起，理性也只诞生了两千年。没有理性之前，人类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理性很重要，但它不是生命的全部。不要迷信理性。也不要因为理性而欺骗自己。”

我包里还放着给阿尔伯特的回信，好多天了却没寄出去。这算不算欺骗自己？

“你是害怕。”最终它说。

“不，我是不希望伤害别人——”我辩解。那个声音再无半点消息，我失去了可反驳的对象。它最后一句话一遍遍在脑海中回荡。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害怕。

害怕失去和痛苦。那么，我是否应该让“害怕”主宰选择呢？

“叮”一声大响，电车停了下来。司机说前面有段铁轨昨天被空袭炸坏了。

个别乘客抱怨起来，“怎么不早说——车票钱怎么算？”但是终究也没闹起来，而是恨恨地咒骂着“好战的英国佬”老老实实下车。

我也随着下车，然后微微震惊，因为第一眼就看到了邮筒，就在路边的烟草店门前。

这是巧合吗？回头再看那辆停下的电车，我一时间觉得整个事件像是假的，难道是为了让我投递信件，轨道才坏掉的吗？我的手不由自主把信掏了出来。

不不，理智说，不是这样的，作为对德国对伦敦的轰炸，从9月起英国飞机也到柏林来空袭，虽然总是高射炮把它们赶走，但道路和建筑毁坏却是难免的。这是正常的，我告诉自己。手里的信就没有马上投入邮筒。

自行车铃声响，一个邮差刚好到达，背着一个大包，打开邮筒，把里面的信一把一把塞进自己的背包里。

“喂，要投信就快点。我这会就取信，再晚就等明天喽！”邮差一把抽走了我的信。

我仿佛听到心里那个声音：“怎么样？一个迹象被你否定，还有另一个接踵而至，再愚钝的人也会明白宇宙的暗示。”

邮差的车走了，我忽然后悔没问他，地址在同一个城市的信件，会不会快一些。

第二天米娅放学来找我，说带我去“好玩”的地方。

路上，她叽叽咯咯聊个不停，说起学校号召女学生要给前线士兵写信，让他们有“情感慰藉”，她也选了一些人与之通信云云。

“喂，你呢？”她问我。

“我在想，如果只写一些生活中平常的事，对方会不会多想，认为你对他有意思？会误会吗？”

米娅哈哈大笑，“什么平常的事？今天吃了洋葱？老师课堂上讲了荷尔德林的诗？他们呀，希望看到姑娘的照片，最好是——”她压抑嗓子，“只穿内衣的。”

我惊讶，“你寄了这种照片？”

“他们到是想！”米娅哼了一声。

我是写了生活琐事的，阿尔伯特应该不至于误会……

下车后，路边有一家夜总会，门上装饰着彩灯。门口好几个女性跟来往的士兵调笑。

可能见我盯着那些打扮得“色彩斑斓”的女人发呆，米娅偷笑，“怎么啦？没见过？这儿挺好玩的。”

其中一个女人手上有个亮片小包，她从里面掏出不知名的小玩意，给每个进去的人都塞一个，有些人当场向上一抛，丢进嘴里。另一个女人则发舞会面具。

“发的什么东西？糖果？”我问。

“你不知道？难道维也纳没有？就是——‘妈妈的好帮手，再也不犯困’。”她念了一句广告词，“我忘了叫什么，反正吃了就精神了，会玩得更尽兴。”

我见过商店里售卖一些奇怪的含片，我从没注意过，今天被她一提想了起来。这不会是我那个时代里某些国家的大学里私下流行的“考前必备”的提神的东西吧，这玩意在这个年代已经这么泛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