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李蓬蒿讲完了他有生以来最大最剧烈的一次心性转折。就像前文叙述的那样，他在二十岁时得了一切也失了一切，一夜间从云端跌入泥潭，从众星捧月变成万人踩踏，性情的翻转可见一斑。

所以，说他见到窦尧心绪平淡、全无计较，说他提及往事慨然以对、一笑置之，这都是真。但随着这份真而来的，便是深入骨髓的漠然、冷淡、寡情、疏离、凉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作壁上观。他不再是从前那个拏云少年，可以说，他成了第二个窦尧。

这样子该作什么评价？对于官场仕进来说，这究竟不算坏事，也因此后面李蓬蒿凭着这种心境入仕，能一步步加官进爵、名列公卿。可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士大夫“三不朽”而言，答案便含糊了。

一句话，要做官，李蓬蒿已经娴熟；要做圣人，他便仍在襁褓。

做官还是做圣人，常人择其一端，便可自洽到底。但李蓬蒿矛盾就矛盾在，二十岁之后，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禄蠹”，可二十岁之前的他还没有死——那个意气风发的、师从公孙大猷的、在国子监树下读《大人先生传》的、给鱼绾儿配香方、跟窦阿房比剑术的李蓬蒿还没有死。不死，就时时要与后来的那个“禄蠹”厮打、纠缠、谩骂，一头揪压着一头，谁也不服谁，终归要出问题。

问题很快就来了。前面所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在这里成了炮引。

“如此心境，说是超然，但近乎使我变作一具走肉了。贞元十二年，我进士及第，次年又登博学宏词，顺利入了朝堂。可这时节，我已视夫子典章不知为何物，忝列朝堂不知自己之所以在，只惚惚恍恍，过得一日是一日。这样的苟安行事，不多时便化作倒刺，来向我报复了。

“永贞年，如江郎在那史笔中所见，出了王叔文党欲起革新的一起事件。他们要颠覆宦权，伙同的人中，就有刘禹锡，和一个柳宗元。此二人是我同僚，贞元年间我们同在御史台供职，是为监察御史，一起的还有昌黎先生韩愈。

“他们推行的这项新政，说实在言，条条切切都在这危国的病根上，无数亲眼见而不忍见大唐一路萧索颓败、帝国分崩百姓流离的士大夫，见了他们的所倡，都将欲做，也都将应做。可不是么，江郎，我读了那么些年经书，一路投身仕途经济而来，这不也是我欲求的么。

“我理当与他们站在一处。可是没有。江郎，我早不是从前那个李蓬蒿了。永贞年，我已觉自身是走肉。贞元三年云泥之跌，过后我只求自保，什么知己情谊、理想志气，我都不顾了，顾不上了。只一桩，护己周全，护李氏周全。

“这大抵便是挨伤过后的遗留罢。我到底是将从前的李蓬蒿杀死了。

“革新欲起，首要矛头便须对准宦官。阉人掌权，是自安史之乱来就有之事。代宗时有了整顿，光景稍好；比及德宗，神策军军权旁落，内侍一时成作朝堂内外最大的武将，此一凶祲，便一去不能回头了。

“我恐与刘禹锡柳宗元站在一处，不单为个身心麻木，还另有一份怯懦。与俱文珍反目，我实在惶恐。那是顺宗朝最大的权宦，与他交手，须要有交付全副身家的准备。我实没有。贞元三年的悲剧，我不忍再看一遍了。

“这麻木，以及这怯懦，使我多少年都不得安生。我竭力寻过借口，夜夜难寐、为良心所磨折时刻，即告知自己，无关麻木、怯懦乃至偷生苟安，只是淡泊，只是不欲去争。

“可我究竟无法说服自己：史家明载，俱文珍为除王叔文一党，特趁顺宗病危之际，命一干翰学士入宫，草立诏书，将广陵王李淳立作储君。

“此一干翰林学士，当中赫然就有我的名字！

“如此我全无话语好分辨了。既是淡泊不慕声名，从头至尾我便理该始终袖手，何必去助那俱文珍得个策立之功，以致于将王叔文一党赶尽杀绝？就由我这一手麻木、怯懦、偷生、苟安，平生最亲善的两个好友，刘梦得柳河东，从此贬谪偏远，数十年时间都在异地。宗元死时，甚至棺柩都还在柳州。

“李蓬蒿，你怎么对得起他们！”

柳宗元的灵柩北归经过武昌时，正史上写，李蓬蒿的原型李程曾经托付刘禹锡，代他作了一篇祭文，名《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文中追忆贞元时事，即李柳二人同在御史台供职，“

心志谐同，追欢相续

”，后面讲到永贞革新的事变，则草草写成“

势变时移，遭罹多故

”，不多说，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