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他依旧保持着沉默居多，对于李国丈一党把持的军政要务，很少再像初时那般贸然提出异议。但他不再是那个完全被动接受的傀儡，他的沉默里，多了一份观察与审视。他学会了透过官员们冠冕堂皇的奏对，去分辨哪些是出于公心，哪些是夹带私货，哪些是随波逐流。

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将老太傅的教导与秦御信中那些看似随意的“商人视角”结合起来，付诸实践。

他采纳了秦御“于细务小事中积攒人手”的建议，但做得更加隐秘和周全。他不再试图去动那些被李国丈牢牢掌控的核心职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品级不高、位置关键、却又容易被忽视的“清水衙门”或实务岗位。

比如，通过周老太傅不动声色的举荐（老太傅门生故旧虽不掌大权，但在清流和中下层官员中颇有声望），一位因不善钻营而多年不得升迁、却精通水利的工部员外郎，被调任至水患频发的河道衙门，专职勘测与规划。

又比如，在一次关于京城治安的寻常讨论中，陆辞昭看似无意地提起，需要提拔一些熟悉市井、办事得力的基层武官。在吏部呈报的备选名单中，他“随意”地圈定了几个阿墨通过暗卫调查过、背景相对干净、能力尚可的人选，安插进了京城巡防营的中下层。

这些动作细微得如同投入大海的石子，甚至引不起李国丈一党的丝毫警觉。毕竟，调任一个无关紧要的员外郎，提拔几个低阶武官，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实在不值一提。

然而，陆辞昭却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排，悄然编织着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尚显稀疏的关系网。他不再完全依赖暗卫，开始尝试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去了解和影响一些具体的事务。

他与秦御的通信，内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抱怨和倾诉，开始会在信中隐晦地提及一些朝堂动向，或者就某个具体的政务难题，以“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家族中遇到如此情形”为借口，征询秦御的看法。而秦御的回信，也愈发显得深思熟虑，他的建议往往角度刁钻，跳出了南昭朝堂固有的思维模式，虽偶有惊世骇俗之言，却总能让陆辞昭眼前一亮，带来新的思路。

例如，对于边境驻军粮饷运输损耗巨大的老问题，秦御在回信中并未就事论事，反而写道：“北地行商，若路途遥远险阻，常化整为零，分批次、多路线押运，虽繁琐，却可减损耗，防风险。且可与沿途可靠商铺订立契约，就近补给，更为便捷。”

陆辞昭琢磨着这番话，觉得大有深意。他并未立即在朝堂上提出，而是悄悄让那位新上任的河道衙门员外郎，在核算一份无关紧要的地方漕运损耗时，尝试性地将这种“化整为零、分段负责”的思路写了进去，作为参考。

这是一种无声的试探，也是一场隐秘的博弈。陆辞昭在学习和模仿着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帝王，他运用着老太傅教导的正统权术，也融合了秦御带来的“野路子”智慧。他在李国丈集团巨大的阴影下，小心翼翼地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培植着微弱却属于自己的力量。

他不再觉得浑身无力，反而感受到一种在束缚中慢慢积蓄力量的踏实感。尽管前路依旧迷雾重重，但他至少已经找到了方向，并迈出了蹒跚却坚定的第一步。

这深宫，依然是囚笼，但他已开始学习，如何在这囚笼之中，为自己磨砺爪牙。

这一日，他收到边关一份例行军情奏报，提及北狄小股骑兵近来在边境频繁出没，试探之意明显。奏报被李国丈以“蛮夷惯常骚扰，不足为虑”为由，轻描淡写地压下了。

陆辞昭看着那份被搁置的奏报，想起秦御信中偶尔提及的“北地部落亦有纷争”，眉头微微蹙起。他提起笔，在给秦御的信中，第一次主动询问：

“秦兄久居北地，可知近来狄人各部动向？此类边境摩擦，是常态，抑或别有征兆？”

他并未指望能得到确切答案，只是心中那根关于北狄的弦，被悄然拨动了

第19章 宫墙外的目光

深宫高墙，日复一日的朝会、奏折与太傅的教诲，几乎让陆辞昭快要忘记宫外的风是什么味道。他觉得自己像被精心饲养在琉璃缸里的鱼，所见所闻，皆经过层层过滤，失了真，也失了活气。

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躁在他心中滋生。他需要出去，需要亲眼看看，他治下的江山，他拼尽全力（虽然收效甚微）想要守护的百姓，究竟是何模样。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野草般疯长。他深知此举冒险，若被李国丈等人知晓，必遭非议。但他心意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