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史闻言笑了笑，起身说道：“别驾大人，皇后娘娘面前，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了些吧？”

“危言耸听？筑固江堤、重建村镇，所用之木石泥瓦，那些个奸商趁机抬价，仓司把银钱都用在了淮堤防务上，村镇重建之事延缓了不是一两天了，何时能建好？吴长史说本官危言耸听，那你说个日子，本官听听，要多久才不算危言耸听！”

“别驾大人，您恼火奸商，也不能拿下官撒气吧？要不是此前赈灾之时，您逼城中富户将存粮拿出来低价卖给官府，以这些存粮去补两仓的亏空，他们何至于记恨于您，在修堤及建村之事上盘剥仓司？”

“那些富户囤积居奇，抬高米价，伤的可是我州城百姓！本官不治他们，难道要等到斗米万金，民怨四起吗？那些商户之中多有与林党勾结谋取私利之辈，只因林党刚遭查抄，州内便发了水灾，这才没有时间查办他们罢了。”

“话虽如此，可难道那些富户皆是奸商，其中就没有无辜之人？”

“所以本官才命他们将存粮低价卖给官府，而非强取豪夺，且已事先言明，日后将酌情减免税赋作为补偿。正所谓乱世当用重典，大灾之年，施政只能行非常手段。城中灾民聚集，治安本就混乱，米价大涨，百姓若闹起来，岂不要生大乱？”

“可别驾大人逼富户卖出的粮食却存入了两仓，粒米未动！下官没记错的话，城中至今用的都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粮！”

“吴长史此话何意？是意指本官有意侵吞仓粮吗？难道有朝廷的赈灾粮，吴长史就不知未雨绸缪了？朝廷下拨的赈灾粮是从汴州和关州的义仓中支调的，倘若用完，再需要粮，可就不是支调，而是支借了！淮州大灾，百废待兴，朝廷必蠲免税赋以令百姓休养生息，到时欠两州义仓的粮食何时才能还上，我淮州的财政又要吃紧几年？！”

吴长史张嘴欲对，却无言以对了。

堂上静了下来，淮阳文武瞄了眼上首。

小安子俯了俯身，一副附耳之态，片刻后，直起身问道：“传皇后娘娘问训，重建村镇之事，而今可有对策？”

刘振奏道：“回皇后娘娘，重建村镇乃当下要务，奸商企图盘剥仓司，除以重典镇之以儆效尤之外，别无速效之法。但淮阳地处漕运要冲，城中自古便多巨商大贾，此前强逼商户卖米，而今再行重典，只怕会使得商户人心惶惶。如有商户担忧再遇灾年，钱粮会被官府强征，日后恐会发生转移钱粮之事，如此必伤漕运，也伤税赋。微臣与僚属商议多日，对策有二――别驾主张用重典，以灾民为先，日后再思安抚商户之策。长史主张效法高祖及仁宗时期的劝粜之制，劝有力之家无偿赈济灾民，给予爵赏。”

吴长史听后禀道：“启奏皇后娘娘，此法有旧制可依。当年高祖打下淮之州后，因缺钱粮，故诏令商户出私储赈军，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五千石可三班借职，七千石与别驾，一万石与太祝。仁宗时期，淮南道大灾，也曾效法此令，赏格优厚，收效甚佳。”

别驾怒道：“赏格优厚？怎不奏请献尽家财可拜丞相？！”

长史淡淡地道：“大人，劝粜之令赏格虽优，所授也不过是虚职，比如别驾之职，就不签书本州公事，这大人理应清楚才是。”

“那吴长史也该清楚，高祖乃开国皇帝，劝粜之令颁布时还没下汴州，大军存亡之际才颁此政令。但建国后，那些商户自诩为高祖打下汴州立过大功，其中更有以开国勋贵自居者，没少为祸一方！仁宗时效法此令，商户虽无权干涉朝事州政，可官爵甚高，竟有一二品者！州政难以监管，以至仁宗后期，州官与爵户勾连，民怨四起，直到武宗皇帝登基后才下旨重惩。自那以后，我朝再未行过劝粜之令，可见此令虽可救急，却积弊深远。而今你重提此令，只顾救急，可有想过圣上亲政不久，吏治事关君威社稷？”别驾斥罢，扫视了一眼州衙公堂，振臂呼道，“列位僚属，天下皆道淮州乃漕运要冲，物庶民丰，可在座的哪个不清楚，这二十年多来，州政早已腐空？难道两仓亏空还不够，还有接着烂下去，烂到不可收拾为止吗？”

淮阳文武闻言，不由嘶嘶抽气，暗道这位新上任的曲别驾可真不负直臣之名！

淮州的文武班子在林党被查之后换了半数，文臣之中，圣上钦点者有两人，一是刺史刘振，一是别驾曲肃。

刘振宽厚，善施仁政，但淮州积弊已深，又多巨商大贾，州官一味宽厚难以独撑大局，而曲肃刚直，雷厉风行，正好补了刘振之短。一州的正副大员，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倒真是一对好搭档，可见圣上用人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