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姜濯爱听，还听得十分高兴，夸大岐就是夸他祖上，夸他爷爷，夸他爹爹，姜濯与有荣焉。

卢栩：“真正该当官的，是那些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上饭，锦衣玉食也罢，有上顿没下顿也罢，依旧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卢栩望着人群，转回头来先看看颜君齐，又看看卢舟，沉痛道：“就说我们家卢舟吧，不会艺术的说话，不会看眼色，又老实，性格其实一点儿都不适合科考做官，但他自己偏要考。”

姜濯听了卢栩的“心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正心潮澎湃呢，突然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辩解道：“不是只有会拍马屁看眼色才能当官的，刑部侍郎林大人，中书令贺太师，卫尉寺刘大人，司农寺何大人，或秉性刚直，或内敛持重，没有一个是溜须阿谀之人。”

卢栩正惊诧于这小子对朝臣之熟悉，就听有人问起颜君齐他是怎么答的。

卢栩、卢舟和姜濯也竖起耳朵，好奇地等颜君齐的答案。

颜君齐答得相当简单，他看懂了考题要问什么，丝毫不兜圈子，问怎么挣钱，他就答怎么赚钱。

农桑为本，辅以商贸，利用大岐幅员辽阔之优势，在不同地貌间互通有无，以有余补不足，以金银之物调派举国物力，安民，保粮，保产，不以户籍收税赋，论以利银收税金……

卢栩听懂了，保证粮食不减产，在粮食够吃的基础上，再保证百姓有衣可穿，剩下的，就靠商贸来平衡各地区间的物产不均衡。

最重要的是，以利润为基础征收商贸税，而不是籍贯。

前朝重农抑商，大岐沿袭，对非农籍的百姓征税，也全是折算成田亩来收的。

只要是商籍，那么根据店铺的大小，经营的种类，由官府评定你是巨商、大商、中商还是小商。

小商税按百亩田税交。

中商税按五百亩田税交。

大商税按千亩田税交。

巨商税按万亩田税交。

税收有多重呢，整个大岐从立国以来，没一个巨商，大商也寥寥可数。

划分看似清楚，但存在一个巨大问题，如何界定谁是大商，谁是小商？

卖丝绸的是大商，卖粗布的是小商，听起来似乎合理，那若卖粗布的能卖百匹，卖丝绸的只能卖一匹呢？

这个问题，曾经不少商人托关系找门路，送礼送钱，想找朝廷定个标准，后来，他们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怎么定，官府说了算。

只要给足了钱，那你到底是大商还是小商，还不是衙门一句话的事？

但很快，又出了问题。

在本地好说，一出了本县本郡，外面就不承认商户本籍的评定了，于是，他们又得交一份儿钱。

不同级的商人连交入城费都是不一样的。

商人们受不了了，他们苦哈哈地忙活，结果多头挨打，他们再次往朝中递钱找关系，苦熬多年，终于让朝廷确定了准确的评定之法：

不出本籍，即户籍所在之县，是小商。

不出州郡，是中商。

商路通五郡，是大商。

超过五郡，是巨商。

卢栩想在观阳找人去朔州和北境，受阻的一大原因也在此，许多南方的船商到隆兴郡已经够五郡了，再去朔州，就要变成巨商，交万亩田税了，北境能赚再多钱他们都不去。

观阳本地的小商户不愿意去也有这个原因。

而商路上逐渐兴盛起来的主力，就成了倒卖农产的货郎，按大岐律例，家中主业种田，就不算商籍，那些就一两辆板车的小商贩，不用另外交商税。

这样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其实非常不利于商贸发展，仔细算，其实朝廷也不划算。

小商人为了少交税，会依托中商，中商又依托大商。

登州和崇宁交界，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隆兴的商人只把货物放到崇宁界内的官道，登州的商人只在登州取货，在中间搞运输的，是那批开客栈的门梁人。

他们全受卢栩雇佣，卢栩交着跨郡的大商税额，带着粮食货物跨郡不用再多掏一份钱。

朔州卖牲口的商户为了省钱，会先将牲口卖给卢栩，再由卢栩转手卖到隆兴，卢栩每只羊只收五文钱的转手费，完全就是给牧童发工钱，这样，大伙儿都划算。

可这一点儿都不利于朝廷税收。

商户卖一只羊是交那么多钱，卖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还是那么多钱。

卖少了，商户亏，卖多了朝廷亏。

颜君齐的策论上，就列举了好几个观阳、朔州的中小商人实际的利润与缴税的差别，还算了假如以利润为基础来收税，能收多少钱。

他替卢栩管了那么多年观阳联盟，对卢栩的生意了如指掌，对观阳联盟加盟者利润也心中有数，列举起来，完全信手拈来，甚至还能列出年份，辅以商贸对观阳、文丘、崇宁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