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及如此，她在角落里靠着桌子端着玻璃茶杯，想着不如最近抽个时间去探望陈歌辛。可以先去买点东西、必要的生活用品，尤其是那些别人没有渠道买到的东西，就当给他家里带点礼物，实际上简直是一种难民援助。要给他买点，给他夫人金娇丽买点，再给他那三个孩子都买点——给孩子买东西总说什么“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从小到大不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熬得过的，他们未必，父母们也舍不得……

她在那里漫无边际地想了半天，末了购物清单都想好，准备趁今天大家庆祝应该好买东西就先置办好，遂抬脚便走，一边走一边和众人告别，视线越过人墙，忽然看见一个场务——那个她一早认出来的场务——正急匆匆地去接电话。

这个时候接电话，也无非是那些事。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她脚步一点都没有放慢。

谁知道走到门口，眼看着就是外面的阳光满地了，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她听出那脚步，站在了门边，阳光照在她的膝盖以下，很热。

“汤小姐。”

“有事？”

“有话带给你。”

“说吧。”

信使用约定好的暗语说了一大堆接下来的安排，监视这个，盯住那个，等等等等，“总之德堂的意思是，希望你继续发挥作用。”

“哦，是吗？”她说，“好的，我知道了。”

一边走，心里一边冷笑。这种不信任的冷笑要直到她开始给陈歌辛一家五口买东西才渐渐消散，要等到她敲开陈家家门才彻底从她心底消失——说到底，不还是她满腔热血报国的时候就明白的那个道理？这世上有的是坏蛋烂胚，也有的是好人，同胞同伴同仁都是这样，她到底该为了谁活呢？这总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了吧？

陈歌辛在家，正好来开门，见是她立刻让进来，又是找座位又是倒茶，两夫妻忙得不可开交。她见了十分不忍，一下又劝陈歌辛歇一歇，一会儿又让金娇丽也不要忙了，休息一下吧，“东西一会儿再收。”

三人坐下，那两夫妻感谢她带这些东西，她说是今天大家都高兴，她又知道地方，直接去买，方便又便宜，“老板还打折。胜利了，都高兴。”

陈歌辛的脸上流露出笑意，可那笑意中还有一点焦虑无奈。她一下子自悔失言，便把手伸过去，拍了拍陈歌辛的手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麻烦，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

陈歌辛不知道她的身份，只知道她是个记者，自然不确定她的能量，也就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幸好两人还算熟，接着就聊起最近的生活，往下的安排，她不断安慰他，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折磨——毕竟他有那样的才华！——说了许久，他也不曾放松，双手依然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眼神望着地面，“我也高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我好想写一首歌，一首庆祝的歌，可我——”

“没有那么多‘可’，你想写就写，”她把手覆在他手腕上，“被束缚得已经够久了，不要再为那些东西束手束脚了。”

陈歌辛说好。可望着他的眼神，她忽然理解了有一些卖国者的言不由衷、迫于无奈。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是钢铁，也不是每个人都犯了滔天罪孽。像陈歌辛这样的人，她能原谅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坚持气节、投靠日本人的事吗？往日的自己也许能说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现在却说不清了。老话说论心不论迹，现在若是论迹则个个可杀，也就没有人要去论心了。迫不得已？一旦这四个字在脑海里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是罪没错，但何尝不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时留在人们身上的疤痕？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将好的坏的全部炸成废墟，混同一道，消灭任何界限和留白，人们的生活乃至思想也是一样，一切都变得锋利尖锐，冲撞在一起互相毁灭。

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奈何。只好转换自己的心态，无论是詹文浒让自己帮忙跑腿、还是德堂让她去监视詹文浒或者被詹文浒监视，她只要在路上就拍照，两样不耽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