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就接连错失了接下来的好几个面试。再去问，自然也不再考虑爽约的人。

是啊她爽约了，她不该。机缘巧合那时候她都在这里，而不是提前选择去面试现场。机缘巧合那时候她本来要走了又出现突发情况，她放不下心。总是如此。她不知道该怨谁，最后谁也不怨。

人她不怨。但她会恨重庆政府，会恨财政部，恨俞鸿钧、孔祥熙、宋子文、还有陈行亲{72}，恨这一切人，因为那份《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因为按这份办法200元汪政府的中储券才合1元法币！还要“替换回收”！要知道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73}，哪怕是汪兆铭，也只是用2元法币合1元中储券收换法币！现在日夜盼望的“王师”来了，明抢的程度比汪政府还有过之无不及！

想想当初汪政府来了，2:1打对折抢走多少人的财富，现在200:1，就算把近年的通胀都算进去——不，通胀算进去就更是抢了！

她尚有好一笔翻译稿费是中储券发的，因为出版社也没有别的可以发给她，拿着中储券也几乎换不到别的——到现在也是什么都不好换了——她本想看看胜利之后市面会不会好些，哪怕是2:1也行啊，现在她手里的钱根本是废纸，她过去一段日子的劳动根本是无效的，除了磨练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

汤玉玮安慰她，但她只是摇头。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远比其他普通家庭好得多。她也知道不能完全责怪政府，毕竟这是个难题，换成是自己也许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可是！这山是一座一座地往她头上压啊！

一片晦暗混乱中她唯一听到的比较确定的消息是，朱家骅复任教育部长，还是巫山告诉她的。这么久了，她很少再去见巫山，巫山也几乎不曾找她，有一度她都怀疑巫山是不是也逃到重庆去了，毕竟巫山的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个胖大而优雅官太太。胜利之后没几天巫山就主动联系了她，透过郁秉坚，还是在教堂忏悔室与她“见面”，说的内容倒是很简单——中美所应该不会再工作了，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但短时间内你还是跟着郁秉坚。

她说好。

巫山似乎笑了笑，又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努力找工作。朱先生回到教育部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去找他。

她没回答。

毕竟此刻如果说不想，那就是连巫山也回绝了。

虽然她还是和当年那样，觉得最好是离这些人这些事越远越好。但现实情况也是和当年一样，想归想，做并不能做到。

万小鹰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撵着走的，她一向在潮流中划着一叶扁舟，想要去往梦中的方向。千千万万的扁舟汇成一条大船，将带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光辉的未来。所以当时代变样子的时候，她除了忙于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之外，别有一番兴奋、紧张、怅然以及冷眼旁观混杂的情绪。

比如那天正式宣布的时候，早就听到风声的她如常走进76号的办公室，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烫着照旧时新的卷发，纤纤玉臂上挂着的包是倒不新了——镶鳄鱼皮，当年一家富豪破产倒台、家里姨太太逃亡菲律宾的时候买的。

日本人在菲律宾也为非作歹，不知道那姨太太怎么样了。

一切都结束了。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出戏的结尾、另一出戏的开头。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楼，听见一片乱哄哄的声响。全是人，人的声音，人的动作，人的烦躁，人的选择，人不由自主的失去和得到。她想穿越人群上楼去，眼前是重重人海——忙着打电话的只是看她一眼就继续着急地说下去，等着打电话的只是两眼喷火地盯着打电话的人，忙着销毁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的秘密还是特工总部的秘密的人手里抱着的一大沓文件总是掉落，还有年轻的女职员不知所措、只能坐在座位上哭：她从他们颈肩背臀的夹击中小心穿过，手放在楼梯的木头扶手上，回头看了一眼。

泱泱众生里也有这样一群人。

转身，上楼。

李士群死后，丁默邨对她信任也不信任，唐惠民还是那样子，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她也就照旧做她的机要秘书。丁默邨有时候为了昭示自己对日本人的忠诚，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和李士群房间的钥匙都给她一份，让她“随意”。她往日都不曾随意，唯独今日——今日再不消受就没得消受了。她把提包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拉开抽屉拿出钥匙，走进李士群的房间，把唱机打开，在唱片里选了一张，放上去，坐进一旁的扶手椅。

《珍珠台》的剧情其实很理想主义，但她喜欢，因为好听。其实她一个北方人，会讲上海话而已，不知为何就喜欢听苏州评弹，甚至还会唱不少，就是唱的不好。《珍珠台》里，她最喜欢的是《妆台报喜》，也许多少有点儿像她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千分惊险千分喜，好比那浪里扁舟傍水涯；千分辛苦千分喜，好比那万里行商已到家；千分着急千分喜，好比那断线风筝有处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