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父亲去世，父女相处的时光稀少短暂，父亲做的种种事，对自己做的是好是坏已经说不清了。仿佛随着时间流逝、世事剧烈变迁，小时候他带给自己的快乐也逐渐消散，年少时他带给自己的伤害也逐渐隐退。现在只剩下她和母亲了。对于母亲，她心里是那样复杂，有深刻难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脉就成了父亲留下来的还债者——也有一桩一件的埋怨，还有太多难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亲这样那样，又舍不得母亲不这样那样，一定是小时候不曾学会说出口，现在就只懂得把眼泪往肚里咽。

从小如此，长大如此，呼吸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许——她望向窗外的阳光——唯一快乐过的时光，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怎么想都是这样。那天是轰炸，她还和汤玉玮在一起，于是甚至都不觉得轰炸可怕了。而父亲去世的那天，那是个平静的热天，她还在上学，还获得表扬了，可因为又是自己一个人了，这重担掉下来，她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汤玉玮，那个玉雕的人儿。后来再没有汤玉玮的消息了，只记得是去了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不知道现在她好不好？

眼下，汤玉玮不在西雅图，不在华盛顿不在费城不在旧金山，不在她本该在的纽约晨边高地，不在任何一个裴清璋会知道、来日会烂熟的美国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尔登大戏院，把采访用的纸笔放回包里，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带，视线越过马路牙子下停着的大小车辆，左顾右盼，穿越重重车流，往街道对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戏院的大门，窗棂虽然很中式，可阳台和立面总让她想起西部电影，想起美国西部那些手持□□、满嘴嚼烟草的牛仔，想起那种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从腰间拿起来，又快又准。

想来，二十六年的时候，周信芳就在这儿一口气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遗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气节！然而现在，歌舞升平依旧，叫人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人间。

要不是她知道，她简直要怀疑那些日本人来了上海也会被远东巴黎的纸醉金迷给吞没、忘了大东亚的重重美梦。

敲碎他们的梦需要凶狠的铁锤。

穿街过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侧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个记者，跑得快是应该的。但她只是一个侧身走进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处的咖啡馆，里面除了顾客全是礼貌的白俄。她是熟客，进去落座，金发的俄国侍应生上来用上海话问点单，她用英语点拿铁。等他离去，她从包里拿出铅笔和信笺纸，开始写稿。这是她的专长，善于写，写得很快，这里是她的西部，她是在这里做到又快又准的。她不需要相机，通过文字就能呈现画面。要是给了她相机——那要看当天是哪一家报馆这样慷慨——给她双份的工钱都算是便宜。

今天这家是《剧场新闻》，没什么钱，但是汤玉玮喜欢他们。后台有什么，观众怎么想，她永远能把握好剧场的神秘与解密之间细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条丝线，而《剧场新闻》也从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来，她快速地抬头微笑着说一声谢谢，又立刻低下去盯着稿纸，十分忙碌的样子。未几又从包里取出香烟和火机，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点，火光不如红唇来得艳。

别人说她是电影记者，她愿意，她也写那些花边新闻，为生计，也为了在泱泱花边新闻里写一些能看的、不那么下流的东西，但说到底，如果将重重身份剥去，她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摄影记者、自由记者。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