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的剧情还是有些魔幻，要知道杭州府的受灾土地，哪里轮得到“沈一石”这种商人来收购，朝廷这些大员早就盯上了这些土地，根本轮不到一个区区商人来买地。

对于这样的大明王朝，苏泽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好感。

苏泽也反省了，无论是钞关税法，还是帮着海瑞抗灾，对于大明王朝这样的腐朽机器依然是一点用都没有。

想要让百姓真的过上好日子，只有真正的推翻大明王朝这个腐朽的机器才行。

放弃劝谏情结，尊重大明命运。

继续积累力量，时刻静观其变。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苏泽就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嘉靖四十年六月，处理完了浙江的一些事务，苏泽直接就返回了南京。

刚刚返回南京，苏泽就从方望海那边又得到了几个坏消息。

严党和清流在浙江的争夺更为激烈，在这场激烈的人事任命争夺之后，把持吏部的严党还是小胜。

由严党智囊郑泌昌，出任浙江布政使，掌管浙江民政，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行朝廷改稻为桑的政策。

清流也不是全无成果，在裕王的举荐下，本来在福建和戚继光一起抗倭的谭纶，作为整个清流在浙江资历最深，最懂得打仗的大臣，出任浙江巡抚。

巡抚这个职位和布政使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权力也不亚于布政使，是一省的监察大员，还有弹劾罢免官员的权力。

浙江的局势变成了，胡宗宪这个严党的浙直总督，总揽抗倭。

郑泌昌这个严党浙江布政使，负责民政，推行改稻为桑。

谭纶这个清流的浙江巡抚，负责监察。

而杭州知府这个关键的职位，在历史这个诡异的舞台上，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翰林院官员高翰文，在听说了杭州水灾之后，上书朝廷，提出“以改代赈，两难自解”的方针，让大户出钱购买受灾百姓的土地，从而让朝廷不用出钱也能赈灾。

高翰文还提出要购买土地的大户，一定要种植上桑树，再反过来雇佣出售土地的百姓为佃农，这样就能完成改稻为桑和赈灾两件事了。

高翰文的这份奏章，迅速得到了严党的支持，清流中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

嘉靖皇帝见到这份奏章更是大喜，称赞高翰文是国之干才，命令他就任杭州知府，负责以改代赈改稻为桑的事务。

事情到了这一步，苏泽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剧本，不过此时他已经对浙江这场党争失去了兴趣。

就连胡宗宪这样的大员，都无法改变大明浙江的局势，自己这个举人又能做出什么呢？

变法改革，修修补补，已经救不了大明朝了，苏泽已经坚定了决心要造反了。

不过要造反，肯定也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苏泽看来看去，还是老家福建和广州，最适合现在的局势。

从去年朝廷在福建广州加征抗倭银，加上官府的层层摊派，整个福建广州可以说是起义不断。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福建士卒三百余人起事，自沙县、将乐县出发攻陷泰宁县，官军守备王址战死。兵变队伍遂鼓行入江西广昌、乐安，再奔永丰。

嘉靖三十九年，福建由于官府赋役剥削苛重，加以倭寇流劫各州县，以致民困不堪，各地人民相继奋起反抗。其中，有大埔的窖民、南湾的船民、尤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的流民，声势最大的窖民张琏等人的起事，官兵每战辄败。

对于如此浩大的起义，福建官府应接不暇，竟然出现了送牛给起义之民，贿赂起义流民不要攻击官府，汪道昆来信说，福州各地只能募兵守卫城池，根本无力出城剿灭流民。

到了今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福建的流民起义，在谭纶戚继光入福建之后，靠着戚家军总算是平定了一些，流民逃入到了山中，不敢再攻打各地城市，但是整个福建依然乱作一团。

谭纶戚继光也是焦头烂额，就在福建内部稍稍平定了一些之后，倭寇又来了。

汪直死后，原本分成贸易派和掠夺派两派的倭寇迅速合流，主张和大明贸易的那群倭寇也开始掠夺大明海疆。

因为在浙江吃了亏，倭寇见到了福建大乱之后，开始重点入侵福建。

这群倭寇以原来掠夺派的首领徐海为首，加上汪直的手下，组成的倭寇团伙被称之为“新倭”。

新倭劫掠浙江、广东等省的倭寇纷纷窜入福建，与原在福建的倭寇互相联合，大举进犯福建各地。

先后攻掠邵武、罗源、连江、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以致闽中迄无宁日。

从林默珺的来信，如今新倭正在集结力量，攻打福建兴化府。

兴化府，是福建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戚继光如今也吞兵兴化，组织军民抗倭。

只不过因为严党和清流的党争，最支持戚继光的谭纶被调走，让戚继光在兴化府的抗倭工作举步维艰，连续吃了好几个败仗。

苏泽找到了方望海，提出了自己要返回福建组织民团抗倭。

对于苏泽这个提议，方望海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知道汝霖你是知兵的，福建是你的老家，我看到福建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不过你返回福建，对抗倭大业也没什么用吧？”

方望海语重心长的说道：“汝霖，明年就是春闱了，以你的才学中了进士，自然有报国的机会。”

嘉靖四十一年是科举年，徐时行、许国、王锡爵都辞了苏泽报社团练的职务，认真回家备考，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就入京，准备明年的春闱。

苏泽却说道：“岳父大人，福建正在水火中，我想要返回家乡，为了抗倭献上一份力。”

方望海还想要再劝，但是苏泽接下来的话让他闭上了嘴。

“就算是岳父大人您，已经高中进士，也没能改变多少吧？”

方望海叹息了一声，也跟着摇了摇头。

这一年的南京户部侍郎，当得方望海心力交瘁，白发都长了不少。

随着严党和清流的党争更加的白热化，方望海这种没有派系的官员更没了立足之地。

钞关税法的成果，也迅速被两党给抢夺了。

首先是浙江，胡宗宪以南京户部管理浙江钞关厅太远为理由，向朝廷上书请求将各地钞关厅的权限归于各省。

在严党的运作下，浙江钞关厅被从南京户部剥离，归于浙江布政使衙门管理。

从浙江钞关厅被剥离之后，新任浙江布政使郑泌昌立刻在钞关厅上安插私人，逼迫很多运行良好的钞关吏员辞职。

这些吏员和缉私衙役，都是方望海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都被郑泌昌逼迫离职。

不过郑泌昌倒是也没有花费多少力气，这些吏员衙役离职的非常爽快，离职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浙江不知所踪。

这反而是遂了郑泌昌的心愿，他的心腹接管了钞关厅，整个浙江的钞关厅立刻变得乌烟瘴气。

紧接着，浙江官府又开始发行抗倭券，这一次发行的抗倭券数量远远超过去年的总额，是去年收的钞关税的两倍以上。

不少大户已经拒绝购买，但是全都被郑泌昌派出去的人强行要求购买，各府县都领了认购的金额，若是不能将这些抗倭券卖出去，今年的考成就要被评到下等。

海瑞给方望海的来信中痛斥了郑泌昌这种行为，可是方望海也无可奈何。

他在江浙推行了两年，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钞关税法，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被严党破坏的干净，甚至成了这些官员盘剥地方的工具。

浙江钞关税法几乎被毁，江南的钞关税也不怎么样。

自从赵贞吉就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之后，他就不断的侵夺钞关税厅的权利。

赵贞吉的官声不错，是心学大儒，又是徐阶的弟子，在江南很有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