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前虽然在江西讲学，但现在守孝，还是又回到了余姚。

“一别年余，伯安孝心令我动容，何以憔悴至斯？”严嵩一脸关心，“陛下时常担忧，还望伯安养好身体啊！”

王守仁摇了摇头：“那倒不是因为守孝，只是这一年多来，潜心研究陛下那天、物、人三理之说。心力耗费颇多，寻常也不修边幅，抚台见笑了。”

“不知伯安可有所参悟？”严嵩很在意这个，诚恳地行礼，“如今陛下已于万法馆中延请诸多供奉钻研物之理，这学问大道，唯伯安能专心钻研。我等却是事务繁多，无瑕深思。”

王守仁继续摇头苦笑：“称不上有所参悟，陛下此说，与我此前所学其实颇有相左之处。理学名家固可轻易将心学见解容纳进去，我倒反而像是曾经走入歧途……”

这就是王守仁现在越来越憔悴的原因：他对于自己心学大道的信心受到了冲击。

心学被视为异端末学，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心学的唯心。而朱厚熜提出的这天、物、人三理之说，分明还是认可“天理”的唯物、不因人心而变。

乃至于，天理的唯物属性会通过物理表现得一览无余。相反，心学的致良知之法、知行合一的要求。反而不能再随意“依心所知而行”，要遵循、适应物理的不变，要有一套新的人理阐述。

难得严嵩来了，王守仁抓住这个机会留下他好好请教了一下国策会议上他们对这学问曾发表过的看法。

严嵩确认了他似乎真的还没能有一套全面阐述，随后才问他：“伯安就在余姚，日本使团争贡劫掠之事就发生于宁波、邵兴之间，伯安为何不曾上奏言其事？”

他指的是参策离京时获赠的密匣。

王守仁叹了口气：“浙江诸事皆有任官，陛下与朝廷自有处置，何须我多嘴？其时倭寇来去极快，祸患不曾波及余姚。待我知道这事时，倭寇已经回去宁波了。其中内情，我丁忧在家也不得而知，上奏说什么？”

严嵩想了想之后对他行礼：“我巡抚浙江，还需要些得力的人手。伯安久在浙江、江西，不知可否举荐数人？”

王守仁看着他，意味深长地问道：“惟中要在浙江动一批人？”

严嵩义正言辞地说道：“陛下关怀百姓，有些地方官守土无力，安民不能，自该有所惩处。如今市舶司裁撤了，浙江诸多士绅富户少了个财路，恐会生变。伯安知兵，当明浙江倭患恐更加严重。都司、臬司上下，乃至于沿海各府官员，都需要德才兼备之人！”

王守仁沉默了一会，随后说道：“也好。我于学问上诸多疑惑，不妨向陛下请教一番。另外，再上疏举荐数人吧。”

两人原本就是旧识。严嵩在分宜老家养望时，他的居所钤山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守仁也曾与他结交。宸濠之乱后，严嵩当时在江西“称病”，王守仁还曾邀严嵩赞议军事，一同夜游南昌，赋诗赏景。

现在，严嵩想与王守仁结盟。

将来的新法要推行开，说不得可能有一场兵乱，还要有天、物、人三理之说的帮助。

王守仁虽然只是曾经暂代杨一清参预国策，但他既然曾走到过那里，又是学问大家，还知兵，那就是未来最有潜力的人之一。

前提是：“定要将养好身体啊！”

严嵩诚心诚意地继续叮嘱：“我在浙江，还能时常来与伯安切磋学问。你如此为难，也是因为悟出来了陛下此说深合大道吧？陛下天资卓成，你我不如虚心求教，助陛下推行之。若我所料不差，嘉靖五年会试只怕就要开始改制了。”

在那之前，这新学说自然就要公布出来。

现在，参策们看得很清楚：陛下这套学说，他自己显然还藏着一些东西没说。只不过，陛下虽然能阐述清楚一些道理，却并不擅长用现在的学问、用词去表述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上承圣贤著述，下启士子新知。

王守仁的密匣和严嵩的奏疏比欧珠到得更早。

这一年多来，王守仁的密匣只来过两次。

上一次还是他听说了天物人三理之说后，通过密匣与朱厚熜远程辩经了一次。

朱厚熜用很直白的话回复了他很多之后，王守仁已经一年多没有回音。

看了看严嵩的奏疏之后朱厚熜不禁对杨廷和他们笑着感慨：“伯安苦心钻研，竟然消瘦憔悴了不少。卿等也在这学问上断断续续用心一年多了，这天物人三理难以表述圆融，卿等认为难在何处？”

石珤率先回答：“陛下，只是那物理与天理、人理之关系，圣贤著述中少有谈及。臣精研年余，也不知该如何表述得清楚明白。”

众人都默默点头。

这一年多来，不是没有收获。物理这个词，其实庄子在“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句话里就有提及。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和朱熹的注解里，也有“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表述。

物理与人理之间的关系，孟子就提出过做事做学问时要研究人性、物性。制定历法时，观天象从星空的变化中总结出来的规律，现在被称之为真传的东西，不就是某种“物理”吗？

儒家其实是讲逻辑的，所以他们现在才很纠结。因为在他们看来，能从圣贤著述中找到源头、千百年来诸多大儒各有佐证，这门学问才称得上是严谨的。

如果不是因为儒家本身颇为严谨，而且有很强的唯物属性在，中国岂能在宗教思想上最不受束缚？

现在他们这么为难的原因是什么？

朱厚熜皱着眉头：大概是因为过于推崇先贤，一定要从前人的言论里找到源头与佐证吧。

他开口说道：“天理昭昭，物理不变，先贤学问也是自格物之理、参悟人伦而来。三千余年以来，一代代人都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研究学问，纸张取代了竹简、丝帛，诸多所得已经证明今人在物理上的学问是超过先贤的。人伦之理，今人在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上也比古人做得更精细，何必一味厚古薄今？”

杨廷和等人却不敢像他这么“大逆不道”，认为自己的学问超过了先贤。

朱厚熜继续说道：“难处只怕在于，卿等须明白一个实字。伯安将知行合一，践行所知，朕以为有两步。先是许多人有落到实处的践行，故而有了实用的知识。有了实用的知识，再进一步践行之、落到实属，获得更多的经验与知识。实践由人来做，实践于人理，那就能不断改进人伦；实践于物理，那就能不断得到真知。”

“这天理，本就是人理与物理的不断进步，慢慢趋于明悟天理。物理与天理、人理之联系，朕以为就在于实践二字。万物的道理，人伦的道理，都是古人、今人不断实践总结而得，它们有历史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朕以为，若从实践入手，便不必拘泥于古人如何说，而是要肯定一点：学问是在不断进步提高的，今人只要秉承实践的作用，那么就能在尊重古人所得的基础上，超过古人。”

朱厚熜说完这些，御书房内就陷入了一种很微妙的沉默之中。

几千年来，儒家子弟的内心都有一个枷锁。他们始终认为，先贤的学问是最高的，上古时期的社会是最令人向往的。

现在，皇帝要他们尊重古人就够了，别一味尊崇古人。

要相信自己比古人还厉害？

第198章 再一次登基

王安石变法前，有新学。《三经新义》、《字说》，都是要为儒家治道奠定理论基础。

为什么必须有学问基础才好变法？因为变法就是变动利益，而人们对利益变动的反应最好要有关于道德方面的引导或约束。

这就是现在杨廷和最关心的人理方面的问题。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定义好新法局面下的善与恶，还要让尽可多的人认可、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