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不是就是说他在这个关口立马去向丰熙倒戈，结果就会很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商人怎么可能哪那么抢手，仿佛一省之长就在等着他。

这其中，两层不得不考虑。

其一，张逸天在京师到底是怎么被抓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倒戈，然后囫囵吞枣的事情一股脑全说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而且还把张逸天给卖了。

本来人家没啥事，或者人家自己还没交代，又或者人家在京师能量大，总之一句话，就是张逸天会不会转危为安还不得而知。可不要张逸天在京师守口如瓶，结果家里人就先全部交代了。

说到底，真的拿出真金白银去倒戈这个选择很难，人，总是会对更好的结果心存幻想。

其二，张逸天变得有问题，那就是张氏有问题。这个时候，张氏其实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管是丰熙还是王鏊都不会接这个烫手山芋，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京师里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皇帝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张逸天给抓了起来。

张氏倒戈，做出很大牺牲，其目的必然包含要救出张逸天。

因为如果救不出这个人，对于张氏来说其他所有的选项都毫无意义。没有保住半条命的说法，要么继续辉煌，要么回去当贫农，甚至还小命不保。

可要救张逸天？谁敢打这个包票。

所以这个时刻对于张逸闻来说是极端煎熬的，他的心情也很难说，对官府的憎恨有、对过去选择的懊悔有。

而丰熙是听到有人禀告说张氏宗族的好多家店铺忽然关闭，才开始知道京里有个四品的小官被抓了起来，否则他都不会关注到这一点。

除了张氏以外，

福州城内其余几个家族顿时慌了神。

张逸天求见不了丰熙，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不可以。

一向和张氏同进退的郭氏第二天就去了福州知府衙门求见，等到他到了，才发现在他之前已经有个人在了。

有身穿官服的，也有穿着粗布麻衣的……有些是知县，有些是大户。

而其他各家的老板也都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郭氏的郭方振。

他怎么来了？

这帮人互相之间大诉苦水……原来是王守仁似乎想来硬的。

“新任王知府不是单枪匹马而来，他的上头有布政使、总督，昨日，知府衙门里的人都和我们说，这个王知府急了，开始去按察使衙门借兵了。这是要干什么？”

如果一个外来官员到地方容易被架空，那朱厚照就派一群……行政、军事都在手中。原来还有个按察使会掣肘丰熙，只要感觉不合适，那也一并换掉。

还真就不信了，就当朝廷的官不是个官呗？

眼下是到了明末不成！朝廷的统治还没有瓦解到这样一种地步吧！

……

……

“这么说，王伯安这个法子，还真的有些用？”

丰熙笑了笑，“连番恐吓，多少是有些用。大部分人也不是要拼命的架势。不过并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还是有些地方、有些人顽固不化，觉得咱们拿他们没有办法。”

王鏊摸了摸胡须，“只要不是铁板一块，就是王伯安大功劳一件。至于剩下的也不用急，当初陛下的意思是要将打击走私和开海联系在一起。本官已经听说，京里有了动静。谁要是冥顽不灵，到时候自有办法。”

“再有，本官已向京师行文，请求陛下将福建今年的税粮暂时抵作军需粮饷的储备，若是有变，即刻可用。若是有惊无险，那么该做何用就做何用。这样哪怕只收取部分税粮，于子初那边也当够用了。事后大局已定，那些拖欠税粮的账再和他们慢慢算！”

最主要是，这帮人打着税粮不缴纳，然后让朝廷怪罪他们二人的算盘落空了。

事后，王鏊怎么样也会将福建该缴纳的税粮收齐。

“就地转为军需粮饷这个法子好。”

不到福建当地，就不知道会遇到这个问题，不遇到这个问题，就想不出这个办法。

总之福建大局能稳，对他们来说应当不是问题。

“部堂，浙江那边如何？”

在封建时代，福建的地位和力量都不如浙江，浙北毕竟还有大片的农田适合种地，湖州府、杭州府这些都要比福州府要好。

尤其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是说着玩的。

而且浙江的进士多，就是在朝当大官也有。

“一切都还是要等真的开海令下来才知道。”

不管是什么宗族也好、淮王也好。

朝廷的架势已经摆开来了，有没有胆量真的实打实的对抗，这才是更为关键的。

在这样的等待中，时间其实过的很慢，但再慢，夏天还是会变成秋天，树叶会逐渐枯黄，天气会逐渐变冷。

时间在流逝，各方人士再猜测朝廷的动向。

九月时，浙闽总督王鏊去了一趟杭州。回来之后开始有一些消息传出来，是从总督府出来的。

据说浙闽总督亲自去杭州乃是为了督办当地官员，批评了沿海州府商人私自出海之象既乱又多。

九月中旬，司礼监忽然向浙、闽两省及整个大明天下转送一道上谕，

它不是圣旨，而是一个发问，问得就是市舶司该不该撤。

上谕问：“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浙闽两省七山两水一分田，朝廷海禁一严，百姓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或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罢市舶后，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朕欲借此问天下，若百姓衣食无所出，如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

第二百九十二章 圣旨：开海！

皇帝是在九月十二日的经筵之上提出这个疑问的。

经筵之制源远流长，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经筵并不推崇，洪武年间曾有晋王府右傅桂彦良陈言君前，曰：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

老朱家但凡有点性格的皇帝都带点‘混蛋’的味道，朱元璋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对于这个进奏，朱元璋没有管。朱棣同样如此，但太宗时期也有经筵日讲之制。

只不过真的形成一项正儿八经的制度，是英宗正统时期。因为英宗少年登基，所以杨士奇等臣子为了教育好他，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到朱厚照这个时期，经筵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仪性的活动，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要参加，规模大、规矩多。基本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逐渐演变为一种告诉群臣和百姓，皇帝正在进学的政治活动。

朱厚照不是特别喜欢。

日讲还可以，因为礼仪没那么多，平时他自己就会召集大臣，听他们讲许多东西。似经筵这种制度令人厌恶不错，可学习本身还是需要的。

此外，经筵分春讲和秋讲，春讲每年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每年8月开始，10月结束。但今年二年那个节骨眼，朱厚照就没理这个奏疏。

至秋初，左副都御史章懋又进奏，说：三代以来，汉唐之盛，宗社赖安，皇图永固，其根本在致力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陛下既有立中兴之志，岂有拒经筵之理？

这样经筵就又被提了出来。经筵每月三次，分别于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

所以这才有九月十二日的上谕之问。

这是震动人心的一问，不是说群臣给这样问得茅塞顿开，而是朱厚照点了一个火药桶。

九月十三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纷纷给皇帝上疏。

有此一问，再加上浙闽之事，谁还不知道皇帝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

但在许多人看来，那两个字是提都不要提。

海禁，是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