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小花一直在这里，外面的鞭炮响了，天黑了，春晚合家欢的音乐响起来了，在远方的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接她。

她的探视表上，只出现过一个名字，阿宁。

阿宁是她三年级的同学，她住院后，班主任曾带着几位要好的同学，坐大巴车从镇子上来看过她。

那次同学们都晕车了，阿宁吐得一脸焦黄，身上散发着羊肚汤和菜包子的味道。这味道让小花好喜欢呀，把病房里浓浓的消毒水气味都遮住了。

“我以后还来看你。”阿宁比小花大一岁，脸圆圆的，是个胖丫头。脑子比别人慢一些，班里这些比她小的孩子都敢捉弄她。以前上学、放学，都是只有小花肯和她一起走。

“他们不来我也来。”阿宁的手伸到白色的被子里，捉住小花干巴巴的手，牢牢地牵了牵。

“可是我出院以后，可能不能和你一起跳皮筋了。”小花担忧地说，“医生讲我的腿以后要切掉的，那天他们躲在走廊说，我都听到了。”

“没事，那我抱着你一起嘛。我力气很大。”阿宁让小花看她莲藕瓣似浑圆的胳膊。小花和她拉了拉钩。

4.

初中时，阿宁来过三四次。

她像埋在土里的风信子，抽了条、发了芽，一次比一次高挑，一次比一次苗条。

腰肢凹下去了，胸脯也鼓起来了，脸上开始变得黑的黑、红的红，和三年级时的胖丫头截然不同了。

“我要去打工了。”阿宁告诉小花，她其实也不知道跟小花讲些什么，但是小花那用拼音写成的信，总是一封封地寄到她的初中。她不敢回，因为回一封，小花就要寄回三五封来。那些讨厌的男孩子总会拆了读，然后奇声怪调地笑话她。

“反正也考不上大学，高中上了也没意思。”她说。

小花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小花就是这点好，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无论阿宁说什么，她都觉得无比正确。也正是因为如此，阿宁才愿意转上两趟车来这里见见她。

“要不你买个手机吧。这是我的号，你加上我，我们可以聊天的。”阿宁在纸上留了一串数字，“我坐车来一趟，总是要晕车。再说我去了南方，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来看你了。”

小花重重地点头。

她是知道的，南方嘛，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像天涯海角一样。爸爸妈妈就是去了南方，已经六年没有回来了。

“她是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

病房里大多数人都听过小花讲这句话，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阿宁。

“在手机里。我们都是用手机聊天的，每天都聊。”小花幸福地解释。

手机是护士送给她的。

阿宁走了后，小花问护士姐姐可不可以借给她五十块钱，她要买手机。她还用拼音给护士写了一张欠条，说“我出院后挣了钱一起还给你。”

她的声音小小的，带着怯意，连护士的眼也不敢瞧——她对金钱的理解，停留在小学三年级，五十块钱是一个让人抬不起头的天文数字。

护士笑着打了她的脑袋，“你个小鬼，还知道买手机，你少生点病让我省点心好吧？”

小花赶紧点头答应。

护士从家里拿来一个旧手机，慢是慢了些，但好在依旧可以和阿宁聊天。

“小鬼，这个给你。”护士还给了小花一张纸条，上面是小花爸爸的手机号。

但小花只是“哦”了一声，塞到枕头底下，直到死的那天都没有打过。

5.

小花决定去死，是在阿宁结婚的那一天。

这些年，她一直跟着阿宁一起“长大”。她在手机上通过照片来了解阿宁的一切——阿宁站在南方漫长的梅雨季里，阿宁租了新房子，阿宁在窗台上养了一盆文竹，阿宁交到了男朋友……

每张普普通通的照片，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仿佛屏幕里那个女孩不单单只是她的一个朋友而已，更是她的分身、她的魂魄，代替她去南方津津有味地长大、津津有味地活着。

她一直没有学会打字，认识的汉字也不多，只能通过语音消息和阿宁聊天。

阿宁的手机里，常有小花发来的大段大段的语言，动辄四五十秒。

这些年没有离开过病房，小花谈到的事情也让阿宁感到乏味至极——无外乎是，今天的病房餐有南瓜粥、窗台上落下来一只白鸟、隔壁床新来了个一直哭的小男孩……

阿宁几乎不胜其扰。

可是一条摞一条的未读消息让阿宁感到自己很残忍，她只好在有空时敷衍地回一句，“你真棒！加油！会好的！”她确信这句话足以覆盖小花所有的消息了——一个绝症病人而已，需要的不就是这么句鼓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