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人举出的证据，乃苏轼所写的诗句：“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按照两位御史的攻讦之辞，君王大行，举世同悲，人臣更应“泣血哭号”苏轼竟然将哀信比作“好语”描述野花、鸟雀都闻之欣然的场景！如此行径，人臣之义何在？

姚欢对这个故事倒是第一次听说。

她微蹙眉头，向孟皇后道：“苏学士的诗中写，今岁仍逢大有年……大有年是指丰年。元丰末年，苏学士是在江南常州润州一带为官。彼处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水稻。倘若是两熟稻，第一次收割时节应在六月以后。而神宗帝弃天下而去，是在元丰八年的三月。苏学士作这首诗，最早也应是五月底六月初吧？此时离先帝驾崩已过了三个月，官家早已继承大统，那些刀笔吏怎地不说，苏学士此诗是贺新帝登基、苏湖大熟、国运兴隆？”

孟皇后赞许地笑笑。此女果然不像市井中那些庸众，会被刀笔吏们放出的弹劾之论左右了判断力。

她懂得怀疑。

“娘子说得没错，苏学士这首诗，名为《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恰是作于当年的夏日里。此诗，想来不过是为一次尽兴的游历而作，不料竟险些令苏学士再度身陷囹圄，好在宣仁太后斥责两位御史无中生有，此事方平息了。或许，这种还朝后无处不在的恶意，令苏学士对于在京为官已是意兴阑珊，他频频上奏，坚决请求外任。”

“哦，”姚欢垂目静思须臾，问皇后，“所以，其实整个元祐时期，苏学士主要任职于地方州府，并非元祐更化时的朝臣领袖。再者，民妇听闻，章惇虽素来是变法派，但他早年在乌台诗案时，还曾挺身而出，在神宗皇帝御前，为身陷囹圄的苏学士辩解，为何到了绍圣初年，章惇竟对已远离朝堂的苏学士，如此冷硬凶狠？”

孟皇后望向窗外那些被朔风卷起的落叶，缓缓道：“章惇此人，也未必天生阴毒。乌台诗案时的章惇，与绍圣初年时的章惇，所历全然不同。后者领受过整个元祐年间的凄凉命途，突然之间又回到人臣之极、手握影响君王生杀予夺之权时，怎么还会再心存恻隐？况且，苏学士为官几十年、每到一地都官声颇善，章惇乃用贬谪苏学士过岭南，来试探官家是否为了新法而不怕被指昏聩暴戾。”

姚欢默然。

她自然地联想到曾纬。

身逢此种朝局，曾纬选择进入仕途的手腕，以及进入仕途后的表现，也不算令人震惊。

毕竟，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男子中，有几人，能做到如苏颂这样精明而坚守底线？又有几人，能做到如苏轼这样，爱民的情感，比侍奉君王更炽烈呢？

孟皇后说完了苏轼，继续说苏辙。

“至于子由先生，他与其兄不同，进士及第后，始终身处宦场下僚。他哥哥已能做到站在前山观后山、明了云山深处的危险时，子由先生因为突登宰相之位，被一览众山小的错觉迷惑，于元祐末年试图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强硬反击绍述党，正好被章惇等人抓个正着，亦贬往筠州。”

姚欢若有所悟：“筠州在江西，未过大庾岭，比子瞻学士被贬的岭南，好些。看来章惇等人眼中，终究是子瞻学士声望更高，对子由相公的贬谪，不似其兄那般决绝。”

孟皇后看着姚欢，摇摇头：“并不尽然。”

她的声音低下来：“苏辙贬谪前，官居门下侍郎，宣仁太后曾命他查访一桩案子。此案涉及边军，苏辙为人谨慎，进展较缓，其间太后薨逝，他转为向官家奏报时，还提及，其兄苏轼赴任定州边关，亦发现相似情形。彼时乃元祐九年，可惜一个月后，官家就将年号改为绍圣，章惇这些变法派得势后，贬谪了苏辙，此案不了了之。但是，当年章惇要将苏辙与苏轼一同贬往岭南，官家却不同意，几易诏令，留苏辙在筠州，这些年让向太后赏赐苏辙女眷的宫中物品，也不算少。”

姚欢闻言，眼中毫无迟滞地泛上惊异之色。

涉及边军的案子？

她迅速地梳理了孟皇后话中的信息。

这位元祐皇后，看来的确颇受宣仁高太后器重，竟连副宰相领命暗查的事，都晓得。同时，皇后所言，再次证明，赵煦对于二苏的态度，和对其他元祐臣子的纯粹仇视态度，是不一样的。

目下是绍圣三年，若历史按着后世所记录的发展，再过半年，朝廷又会突然对苏轼、苏辙发难，将二苏再度往儋州和雷州贬谪。

这半年里，是又发生了什么触动新党神经的事吗？

触动的是谁？章惇还是二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