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烬扫入斯普雷河，动身去找公共电话。硬币刚好够，安德烈拨了号码，想象着铃声在伦敦的一个沉闷的办公室里响起，一声，两声，夜班情报官连滚带爬地从档案柜后面的小行军床上起来，冲向电话。安德烈对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

他很少失败。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孤儿，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特征。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他抽卷烟，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