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哪儿哪儿都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喜鹊是公认的“吉祥鸟”，可这八哥，好像还到了换毛期，又秃又丑乌漆墨黑，叫起来更是号丧一样。

“只是你俩还没处出感情，你喂养它一阵子，不就一样了？”这人简直强词夺理，“再说，它还能学人说话呢。”

“回病房我就掐死它。”

“你执念太深了！”我把话说得这样难听，穆医生却闻之大笑，笑了一会儿，他说，“小时候我的执念也很深，我就特别想吃街头冰激凌车里的那种冰激凌甜筒。但我家严禁街头小摊的食物，无论我怎么央求每天接送我上下学的保姆和司机，始终不得如愿。偏偏这冰激凌车就停在我的校门外，我见一次想一次，见十次就想疯了，终于有一次，我的保姆兰姨拗不过我的苦苦央求，偷偷给我买了一个。可我一口还没尝呢，就被另一个匆匆跑过的男孩撞了一下，蛋筒还在手里，可上头那个冰淇淋球却掉在了地上，我痛不欲生，任兰姨说再买多少个给我都不管用，哭喊着‘就要这一个，就要这一个’——二十年后的我如果能穿越时空，一定会对那个当街嚎啕的小男孩说，那不过就是个香草口味的冰激凌。”

我冷笑着说：“你少来，这不就是‘治疗性自我表露’么？再辅以一个漫长的时间概念，让创伤者觉得眼下的痛苦不过是人类的普遍经验？我不需要你治疗，更不要你拯救。”

“现在就跟你聊这些进展是快了点，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固信任关系，可我毕竟只有一个月。”穆医生不介意我的顶撞，垂眸拉开了抽屉，这次他从中递来的不是烟，而是一本书。他说除了侍弄那只鸟儿，我闲来还可以看看书，可我只瞥了一眼封皮，就说不用了。

“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我的初中读物。”又是一个劝人释怀的心理学故事，我再次毫不客气地指出，“够了，不用绞尽脑汁地靠什么‘叙事疗法’来化解我的执念，也不用问我‘你舍不得的是他，还是一个渴求爱的自己’这一类的蠢问题。为了做好人物访谈，我也研习过心理学，我能让受访者感激涕零地和十年未见的家人和解，也能让他们尴尬自疚到下不来台，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我面前。”我在《非常人生》中的采访风格虽不以毒舌犀利著称，但并不表示我做不到。

“我知道，一个打着艺术的名义抛妻弃子的老戏骨么，我看过那期节目，你在里头一反常态地咄咄逼人——”他适当停顿，将钢笔在村上春树的书封上轻磕一下，笑着说，“真是讨人喜欢。”

果然是粉丝，还真没落下我的任何一期节目。我当即决定反客为主，毕竟问人问题、剖人过去是我的专业强项，于是我问他：“你正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吗？”

“没有，我目前单身。”他否认得很快，旋即双眼一亮，还表现得挺高兴，“你也对我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有没有爱过谁？”

“当然。”

这人眼里的一丝犹疑没逃过我的眼睛，显然有个亟待破解的秘密，我继续紧逼：“那个女孩儿现在人在哪里？”我决定，一旦被我发现破绽，我也要狠狠地解剖他、创伤他。

然而这位穆医生凝神盯住了我的眼睛，默了片刻道：“我没说他是女孩儿。”

这下倒换我一愣。我没料想一个男人竟在我面前这么坦荡、这么直白地出柜了。如此一来，连同昨天他的抚摸和拥抱都瞬间变了味，那些经由他灌溉过的我的肌肤也开始一遍遍地自觉重温起那时的触摸，越重温越觉惊心动魄，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好一会儿，我才皱起眉头问出：“他人呢？”

“他死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年少时，总以为动一次心就是一生一世，其实未必。”

“太冷血了。”我仍在为我信仰的爱情战斗，尽管姿态并不好看，“说出这么冷血的话，只能说明你本来就不爱他。”

“只是我的处世哲学比较简单，”他又对我露出了那种怜恤的、邀我“同登彼岸”的眼神，顿了顿说，“面对现实，承认失败，嚎啕痛哭，然后重新开始。”

一个小屁孩，也懂什么叫爱情？我简直气急败坏，霍然起身，扭头就走。

重回病房，我恶狠狠地面对那只八哥，在掐死它和放走它之间犹豫良久，最后选择抓起了一把蛋黄小米，投喂进了鸟笼。

这鸟儿挺识趣地轻啄了一下我的手指以示感谢，旋即一顿饱餐，又在笼中飞上飞下，喳喳叫唤。

我歪着头，缩了缩肩膀，再次伏在了窗台边，任阳光经铁窗影影绰绰地洒在我的脸上。比起窗外那只有一指儿宽的天空，我发现，我还是更愿意看这只鸟儿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