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乱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这有什麽慌的。”他笑了一声，“魏息，别怕，我这辈子已经交给你了，不会死在你前面的。”

“那我要努力，活得久一点。”我说，抱紧了他，不愿意松开。

他拍拍我手背：“快去洗澡吧。”

我说：“再抱一会儿。”

乔楚生于是沉默下来，任我抱着，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魏息，一九九九，是什麽样子的？”

比之这个时代，那个世界，是要更好的。但是要让我给出完全光明的答案，我又说不出来。我们做实验，总有一个原则，是要变量一致，用一九二六比之一九九九，说一九九九年就是充满希望的，不会再有离忧悲苦的一年，那是不可以的。

我放开乔楚生，轻轻说：“一九九九年我才出生呢，但是吧，你这麽聪明，在我们那儿，有饭吃、有书念、有朋友交，不用打架火并，每天都能睡好觉，就做一个普通人。”

乔楚生笑了笑，说：“真好。”然后他顿了一顿，又说：“你受苦了，魏息。”

他把我的心扯得很疼，我几次三番做吃饱穿暖的幸存者，可是他呢，他多苦啊，我甚至不能以未来人的身份，坚定地告诉他，前头就是光明，你可以去奔。我摇摇头，不再讲话，又看看他的面孔，转身去浴室，对着镜子，眼泪终于还是流下来。

我的三个学位里没有近代史，我根本不知道北伐到上海是个什麽情况。乔楚生同我说得委婉，但足以表明他不会离开上海的态度。现在我真的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办了。他是如此磊落与勇敢的人，面对时代劈头盖脸刀光剑影，他竟不会躲。

周一我从莫里哀路41号去上班，乔楚生送我过去才去巡捕房，绕了一个来回。进了办公室，有一半人已经到了，原先在说小话，乱糟糟的，我一进来，都安静下来。

那我知道了，他们说这个事情，大约同我有关。我走到办公桌前边（我对面桌子已经被巡捕房清空了，现下是个被保护住的空桌子），看见桌上摊了一张报纸，大标题直指乔楚生，骂他为虎作伥是好一条走狗，我再仔细看，心道，果然是我给他惹下麻烦了。

报纸说两件事，一件是杨阿四的死，杨阿四这个人，死前还在组织着工人罢工呢，现在给乔楚生杀了（虽然实际是我干的，但报纸说我，显然不如都把锅扣给半黑半白的乔楚生），是他作为探长，阻碍工人罢工。另一件，是我这个同事的死，他平时爱写一点愤世嫉俗的狗屁文章，在上海报界，还有一批拥趸，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得了消息，非说是乔楚生监守自盗，贼喊捉贼。

我木着脸接着往下看，好的，下一段提到我了，说三小姐从良，就在女校教算学，而这位当天呢，还出了一篇古文，写这个无才之人上位，顶替有志青年的问题，说的怕就是三小姐。乔楚生呢，沖冠一怒为红颜——毕竟他也不是第一次“关照”报界了，找人杀了这位。

看完了，我擡起头来，生气得心怦怦跳，可是也只好装作没事人向同事笑一笑：“不备课啊？饭吃过了伐？”

乔楚生还讲没事，我分明给他惹了麻烦，还是两桩，但他不和我讲，就只说，没事，你别担心。我按捺住想骂自己的心情，给没墨的钢笔吸了墨水，又把这报纸过了一遍，画了几个关键词下来，就开始想怎麽帮他，第一步，得先从简单的下手，今明两天，把我邻桌这个案子结了，公示报告，必要时候，我得现身摇旗，把当天的事同报界讲一讲。

我边想边走神，又想起我在乔楚生睡衣上找到的斐波那契数列，112358，于是又叹气，要是世界上的事情都和数学一样简单，这就好了。

得过且过

我上过课出了校门，就已经有记者拦我，语气很客气地问我，我怎样看这件事。

怎麽样看？用眼睛看。我还没消气呢，可也没法子直接这麽说，于是也缓下心神，点点头说，可以在这里聊两句。记者自报家门，接着就问我，课教得如何，吃不吃力。我正要答话，有人从背后拽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平春。她脸色有些不太好，大约是前头那桩事让她受惊吓了，看我回头，很讨好地朝我笑了一笑。

我语气一下子软了，先前本来想说一点重话，她这种情态，我也讲不出口，于是只好说：“你，你是来找我的？”

她拘谨地点点头，这才看见我面前那个端着纸笔的记者，于是马上朝边上站了一站：“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记者的眼睛在她身上定了一秒，又投回来，重複了一遍刚才的问题，等着我答话，我说一切都好，先夸校长给我机会，又夸同事和气，同学用功，然后再说算学如何如何，关于数学，我说起来停不住，便说了许多，记者中间要打断我，被我截住，只好听着我发表高见。但记者问我，当然不是为了听我鬼扯这些，是为了听听乔楚生如何如何，最好我显得蠢笨一些，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清楚，话里话外都是乔楚生，仿佛上等人炫耀鳄鱼皮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