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辆车停在十字路口旁，一个高大的背影从中走下，并开始卸下行李。那的确是亚伦，多少年没见了。

我起身站在路边张开胳膊，亚伦也快步穿过上早班的人群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们就这麽互相看着，打量着，像冷战时期的美国人和苏联人那般敌对地凝视着对方，最后只剩下了沉默。我们用沉默交换曾经的青春，用沉默代替十多年来的辛酸，用沉默换取彼此理解各自的不易，拿沉默替代本该说不完的话和乱七八糟的情绪。

我们沉默着并肩走向拉赫的唱片店；这才发现已经日上三竿了，拉赫并没有如往日般开店。这完全不正常。敲了很多次门无果后，意识到了什麽的我们索性用街边的石头砸开了店门，开灯一探究竟。老拉赫唱片店一如往常，没有任何人光临，但收拾得比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干净。收银台那里似乎亮着微弱的光，随后一股味道显现。

我们借着门口的自然光，看见了老拉赫的尸体，以及椅子下那瓶空蕩蕩的农药瓶。忽然，那束自然光被什麽遮挡。被眼前的事实震撼得难以招架的我们几乎一瞬间扭过头，只看见西迦伦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色长裤，头发散乱着，却依然很美。像一个匆忙出门的家庭主妇，似乎完全感觉不到此刻户外只有零下两三度的天气。

可她一如我们十六岁那年突然地闯进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心里。

第 14 章

老拉赫死了，死在了他的店里。一瓶空蕩蕩的农药瓶说出了所有真相。

十二月，深冬里一个出了太阳的上午，一家店里死了一个老人，而他面前站着的不是这个老人生前无话不谈的朋友，不是情爱如火焰的老伴和子女，而是三个自幼长大于此的三个中年人。那锃亮的唱片机不知何时忽然冒出响声，一声声心跳过后，大卫·吉尔莫那极具辨识度和穿透力的温润歌声猛如山峰侧脸上的雪崩霎时淹没这个纳斯科维克最不为人知的角落。刺骨的寒风化作热辣的滚烫，那门闩被扯住的剎那，这屋里的四个人好像同时被遗忘，也不再能和太阳肩并肩飞翔。

亚伦轻轻蹲下身。他想起隔壁是一家五金店和电池店，右手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直通北加林分店以及内部刚刚对外免费开放不久的羽毛球馆。

我当然还记得后来发生了什麽。我们打电话决定交给警察来处理。我们长这麽大还从来没遇见过这档子事，我们最多能遇见的顶多就是欺辱，诈骗，背刺，受挫，至于如何处理一具尸体，还是一个熟人，一个曾经叱咤风云震惊过全恩斯基斯曼斯，年轻时带着一群人用音乐改变了至少是我们三个人的世界，如今却只能和一大叠没人听的唱片度日——这样一个人的尸体忽然像一枚蜜蜂的毒针扎进我们的眼里。办不到。没人能办得到。这不啻于天崩地裂。

我有问过亚伦和西迦伦，有音乐和没有音乐的区别在哪里。亚伦很实在，他向我列举了种种音乐的好处和生活中没有音乐的坏处。而西迦伦更为实在。那时我们还在上高中，同时被大家伙排挤，只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流行文化的门徒。英语书里有一章节的标题几乎让还在上课的西迦伦当场大哭——Rock and Roll。摇滚。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在形如八股文和文字狱般的教科书里头一回看见和我们的日子有关的内容。猫王，MJ，爵士，放克，书里那几个二十多岁小伙子简直帅得不讲道理。老师很有意思，板书了很多个音乐词彙，全班只有西迦伦一个人能挨个读出并翻译出诸如jazz，funk这些词语的含义。那会儿大概十六还是十七岁，我们能听到的歌曲个个大师精酿，首首都让我们在副歌部分难以招架。

西迦伦是我们当中的高手。她能背出上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年直至新世纪当中每一年都出现了哪些音乐精品。七一年的天堂阶梯，七三年的月之暗面，七五年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七六年的加州旅馆，除了背不出牛顿、特斯拉、爱因斯坦等一衆人类群星搞出来的方程式，西迦伦甚至还能背出某一首歌中的solo一共要推几次弦，鼓手要开几次镲。有时我们都以为她着了魔，可是直到她把我们集资买回来的所有唱片全部听完，事实上她才是那个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麽的人。

那时的我们好像都不爱学习。原因也大致相似：那种流水线般的填鸭式教育为我们所不齿。这也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但放眼全岛，我们三个这样的傻缺也算稀有品种。对了，尤其是母语科目的学期末考试，最后一道大题永远是写一篇作文，还要写很多字。我与亚伦和西迦伦在批判这件事上出奇地一致。我们仨向来不赞同用一篇格式化般的文章来认可一个人的文字和文学功底。这太草率，也未免太牵强了。一个题目，若干模版，数不清的要求，天花乱坠的素材，审美疲劳的违心，实在无乐趣，也变质了文字的意义与能量。被束缚，被格式，被圈定，被要求，这与几百年前封建时代的八股文有何异同？禁锢人的思路，狭窄人的範畴，考纲一划，清单一列，模式一摆，那边的师父眼前一亮，硕大的红字跃然纸上，大大的制度化却早就抓瞎一颗颗心髒。千篇一律的版本，“万里挑一”的题目字体和龙头凤尾，千千万万赴死的身躯就此淹没在名为“谁能更有内卷力”的时代考题里，从此再也擡不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