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纷纷投去目光，沈潇茗站起来，提出自己的疑问：“我只是在想，什麽情况下可以定为过失。”

“嗯？”老师让她展开说说。

“这里所说的合理是站在崔应捷和执法制度角度的，城管只是执行制度的人，身为公职人员，如果他放过崔应捷一个，是他工作的失职，崔应捷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追回。”

谭彦忍不住站起来反驳她：“崔应捷只是个农民，他只能想到城管带走了他全部家当。”

沈潇茗目光一沉：“那他更应该了解当地的执法情况，而不是像个莽夫一样行事。而且被逼无奈就不是故意？他一个军人，不知道刺什麽地方是致命的？还是你能保证人在无比愤怒的情况下没有杀人的动机？如果谁杀人之后都涕泗横流地表示不知道，那是不是都可以认定为过失？”

谭彦顿时哑口无言，杨子博也参与辩方：“崔应捷作为一个军人应该知道人的致命处，但是沈同学你能证明紧急情况下，他还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吗？一瞬间的想法和他实施行为的想法是一致的吗？再者他如果按照你说的他是故意伤人且知道何为要害，他为什麽不直接抹脖子或者刺向心髒？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追究一瞬间的想法，谁又能在这场审判中幸免？”

沈潇茗气定神閑道：“我不是在追究一瞬间的想法，而是我不认为事后的悔过行为能够证明他当时不是故意。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当时就是故意，他就应该被认定为故意。”

同学们听到沈潇茗说完，大部分都点头同意，老师也投去赞许的目光。

杨子博若有所思，犹犹豫豫坐下。

这时曲衍森举起手来，老师示意他发言。

“我认为即使证据证明崔应捷在一瞬间有故意杀人的想法，也不应该认定为故意杀人。因为首先在绝望之下，大部分人都有极端的想法，人的认知能力也会随着情绪下降，所以在认知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按照一般军人的标準，故意杀人的行为也要表现为常见的致命伤，比如脖颈大动脉或者脑袋，刺胸部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个‘一般标準’。”

曲衍森说完第一部分，深呼一口气，不急不慢继续道：“其次，受害人在被刺伤胸部后没有当即死亡，如果只看案发当场，崔应捷只有继续补刀才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

张星翰一开始就支持检方，此刻表示不赞同：“你这个是司法经验，因为一瞬间的想法太难证明，所以才有这些标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如果证明了杀人有主观故意，就应该被认定为故意杀人，顶多是激情杀人，在社会危害性上有所减弱，可以从轻处理。”

曲衍森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站在理性的角度，如此严格地要求人性，毕竟我们在情绪之下都有超过行为本身的想法。”

杨子博立刻接话：“对啊，我妈有时候火气上来恨不得砍死我呢。”

全班哄笑，思维的天平慢慢趋向曲衍森这边。

沈潇茗听此，目光锋利起来：“本能无错，但是社会有文明的驯化，所以父母就算再愤怒也会控制自己，不做出伤害行为。从放任複仇本能肆意，扩大到同态複仇的限制，再到如今法律，我们不能不对人性有社会的要求。况且你的主张有多少是出于同情呢？”

曲衍森反应迅速地回应：“如果是全社会的同情，法律也不考虑吗？”

沈潇茗正色道：“如果全社会的同情会对法律进行破坏，我并不认为法律应该考虑，因为如果情理让世界的某个领域再次进入一个无序的状态，那这样的情理又何尝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点出：“对啊，如果是这样，不就会演变成让舆论审判案件吗？”

曲衍森沉默，他没有想到这一层，但还是想坚持自己的看法，几番欲言又止。

谭彦也不甘心，但无话可说，只好作罢。

这时，老师抛出了一个引子：“不听舆论只凭法理，也会使国家动蕩，社会不安。”

曲衍森迅速补充：“法律的确该超越民衆的偏见，但是超越偏见之前，也应该聆听民衆的声音，毕竟法律有其自身的价值，正义在其中，公平亦在其中，这些价值难道不是全社会所共建的吗——法律不能成为法律人的一言堂吧。”

眼见着这个问题有说不尽的趋势，沈潇茗将话题拉了回来，并坚持：“这是立法层面的讨论，但是在司法层面，我依然倾向于只要证明了故意，就应该认定为故意，法官可以考虑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上做刑罚的加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