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培生的口气里并没有多少升官的喜悦或者得意，更多的明显是抱怨。陈婉萍不禁好奇问：“哪种事会这样拖累你啊？”

“怎么说呢？”姜培生啧啧嘴，目光扫了圈周围，见旁边也没什么人，身体往前倾，压低了声音说：“这事儿我倒是不怎么怪我那同学，主要是更怨恨背后捅刀子的人。”

陈婉萍咬着下唇，专注地看着姜培生，等他往下说。

“民国 18 年*3 月，校长下令讨伐桂系，在武汉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仗。本来大获全胜该是个喜事，但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一个同学是红的，本来无凭无据的事情，但那两年正大搞清党，但凡有点嫌疑的都会从重办理。我记得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晚上他就叫人带走了，此后再没见过，估计是丢了命。”姜培生说着长叹口气儿：“我和那同学在黄埔时睡隔壁床，交情很是不错。他出事以后，我也被人调查过，虽然表面没什么波澜，但就此我算钉死在上尉这里了，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一个个早早升少校升中校。”（民国十八年即 1929 年）

“哎呀，你晓得是谁打小报告吗？”婉萍问。

姜培生摇摇头：“我自然不会知道的。我有时甚至想，他老兄还不如当时死在战场上，总比这样死于背后枪要好得多。”

“要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有意压着你，就算升了少校，那你往后又该如何呢？”陈婉萍问。

“熬过了这三年，我总算等到时来运转的机会，”姜培生说到这里，双肩放松下来，抿了口茶水说：“今年 8 月我要进中央陆军学校进修两年，就当是回炉重造一遍，跟过去那些画开分界线。”

“哦，那还好！这有点就像我们考试，如果第一年出了问题，第二年补考过就行了，”婉萍天真地说。

“哪有那么容易，是我说想回去重新学习就能学习的？你把军队当菜市场了，我这次的机会是跟小鬼子拼了命才换来的。”姜培生说：“日本人炮轰上海后，教导总队抽了些人出来编入了第五军。我们从南京出发，四天后进入麦家宅阵地协助 527 团驻守，第二天佛晓日军的飞机就来了，狂轰滥炸一气。九点多，有小股日军发起了冲锋，但很快就被我们打掉。到中午十二点，一下子扑上来几千号小鬼子，他们人多，火力足，打死了我们不少弟兄。”

姜培生说到这里停下来，他的脸色变得沉重，语速也不由得放慢了：“我下面一个排长中了两枪，其中一枪打穿脖子，当场就断气了。还有个上等兵肚子中枪，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人没立刻死，躺在战壕里一直喊疼。我本想叫两个人把他抬到后面医院去，但小鬼子火力太猛，我们根本冒不了头，没办法只能给他个痛快。”

姜培生没有刻意地去讲血是怎样迸溅的，肠子是怎样流出来的，痛苦的喊叫声是怎样地戳人耳朵。仅仅是这样语言简单的平白描述，就已经足够让陈婉萍感到强烈的疼痛与面对同胞之死的悲伤，她的双手十指攥在一起，看着姜培生问：“你的耳朵也是在那里受伤的吗？”

“嗯，”姜培生应了声，伸手摸向缺了一小块儿的右侧耳朵：“说起来我是真的走运，有一颗炮弹就在我旁边不到十米的地方炸了，飞起的碎片擦着头盔把我的耳朵削掉了一块儿。如果再偏几寸，绝对会在脑袋瓜上穿个孔。”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陈婉萍心中暗暗想着金鸣寺的菩萨也许真的听到了她的祷告。

“后来呢？”陈婉萍问。

姜培生说：“我们在麦家宅阵地守了两天之后被换下来休整，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耳朵上一块肉给削掉了，因为大家打得很惨，那点疼痛是没有太大知觉的。还是到了医院后，一个护士以为我的脑袋被打破，拿来了纱布清洗才发现只是耳朵多了个缺口。”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婉萍轻声道。

“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姜培生说着，忽然拍了下额头，然后从上衣兜里取出来一个铁皮盒装的推给陈婉萍：“光顾着说话，忘了把这个给你。”

“这什么？”婉萍没有拿过去，扫了一眼盒子问。

“巧克力，意大利进口的巧克力，昨天从上海离开时买的。”姜培生说：“我猜着你应该喜欢吃甜食吧，小姑娘都喜欢吃甜食，拿回去尝尝？”

“我可不能收你东西！要不然，我爸爸又该在家里生气了。”陈婉萍撅起嘴摇头。

“这样啊，”姜培生顿了会儿说：“既然你不好收，那巧克力算是我送给陆淑兰的。她今天帮我把你叫出来，一点小礼物算感谢。”

婉萍犹豫了，姜培生见状连忙补充说：“不是送给你的，是感谢你朋友淑兰。婉萍，你总不好帮人家拒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