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隐藏自己日后复仇的动机。

只有在他们放松警惕时，孤军奋战的我才更有胜算。

事后他们朝越山身上泼脏水，我都接受。

我说陈广是恩人，感激涕零地收下抚恤金。

我很快走出来，和其他男人相亲。

我先后做了两份工作，才进了烟花厂。

这些都是我有意为止。

我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叫大家知道，我对烟花厂没有怨恨，我放下了，我已经接受了越山死去的事实，开始新生活了。

我用了两年时间，将我复仇的动机抹干净。

陈殊忌惮他父亲，以往都是暗中找我，所以没人知道我与陈殊有旧。

我和陈殊就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

因此时隔两年后我杀了陈殊，没被任何人察觉端倪；又两年后尸体被发现，也没人觉得与我有关。

警方从未将我家列入嫌疑的考量。

丈夫死后，我带着女儿艰难地生活，几年来一直本本分分，和烟花厂也没有冲突，陈殊甚至还顺手帮我解过围。

而最后那两年，烟花厂变本加厉，频繁密集地欺压百姓，一个小镇恐怕有半个镇的人都憎恨陈殊，那是一种非常均等的憎恨。

一大堆有嫌疑的人排在前面，我家和烟花厂没有瓜葛，还受了些恩惠，又是弱势的孤儿寡母，所以几乎没有存在感。

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提前数年隐藏作案动机，就能暂且逃脱法网。

可我毕竟杀了人，我心中有负担，我知道自己必须要迎来审判。

只是女儿还小，还依赖我，我没有时间去面对死亡。

我要一直陪伴她，直到她不再需要安全感，直到她长大了，足以离我远去，不再需要我的陪伴。

我才可以安心地回头，沿着来时路走回到过去。

我封存了那个地窖，保护好现场。

一直倒数着，最后打开它的那一天。

第14章

听完贺遥的讲述，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贺遥在女儿面前总是憧憬着未来，可她的目光其实不在未来。

她永远地困在了 1996 年。

她最后说：「陆律师，您听完后也不需要有心理负担，我既然杀了人，就能坦然面对杀人偿命的结局。假如您以后遇见我女儿钟洄，请去掉一些细节，简要解释就好，不要让她愧疚。她最怕愧疚。」

可关键是我的目的并不简单，我追寻真相并不只是为了在她死后转达给她女儿，我是要趁现在还来得及，逆转死刑的判决。

正如贺遥所说，她所讲述的内容是没有证据的，那么这些内容该怎么用？

人人皆知陈殊是坏人，是通缉犯，即便他十恶不赦，他也有作为人的权利。贺遥毫无缘由地用残忍手段杀了他，就必须承担责任。

但假如不是毫无缘由，假如陈殊侵害过贺遥，那么被害人陈殊就存在明显过错，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被告人贺遥就能以此争取减轻量刑的机会。

现在唯一的证据就只有病历。

病历确实显示贺遥当年被人强暴了，可病历只是病历，不是报案记录，没有写明伤害她的人就是陈殊。

假如当初报案了，那警方那边会留存信息。可是当年没有报案。

时间太过久远，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贺遥的父母死了，陈广陈殊也死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证明当年强暴贺遥的就是陈殊呢？

如果没有办法证明陈殊当年强暴过贺遥，那就无法证明被害人对其有过错。

那就不能算作建议减轻量刑的依据。

我很是苦恼，只能先将贺遥说的真相转达给钟洄。

钟洄听完，却如释重负地笑了。

「陆律师，最后一件离奇的事在于，我还不确定问题是什么，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什么意思？」

「这多亏了我父亲冥冥之中的提醒，他对我说『阿洄，你一定要救妈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母亲身陷囹圄，我有什么能力去救她呢？我想了很久，某一刻忽然福至心灵。我赶往家中取了当年在地窖中采集的碎骨和泥土，带到了我的本科大学，请我的导师帮忙，我本身也是学生物工程的……

「得到答案后，我震惊之余，仍然有所怀疑，我需要真相的印证。谢谢你，陆律师，你拿到了真相，帮我印证了答案。」

钟洄说的话让我隐约有些预感，但怎么也摸不透，我追问：「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钟洄说：「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我不是证人，而是证物吗？」

证人和证物的区别是什么？

证人是自然人，提供的是主观的陈述；而证物是客观物品，提供客观证据。

如果人要变成证物，那就表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提供客观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