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症是郁结压久了。”彭医生望闻问切之后摇头，“不单是孩子的事，是受惊太多，心气散了。”

“可治吗？”季绫问得直接。

“可治。”他把方子写下，“每日针灸，开些安神丸。再别让她听人哭，不见血气，不喧不哄。慢慢来。”

她郑重接过，日日带周青榆去，一回生二回熟，诊所的茶水间总有一个穿青布衣的本地女孩帮着照料，嘴碎得可爱：

“你家小姐样子真斯文，唔似个疯人。”

“她以前是读书人？”那女孩一边烫药碗，一边好奇问，“咁靓，肯定以前识写诗啦。”

季绫笑道：“是，先前整个北京的学生都知道她的文章。”

“哦咁叻。”

日子就这么一晃一晃地过去了。

鬼宅的阴湿味渐渐被饭菜味取代，旧屋顶的鸽子归了巢，楼梯吱呀响得不再瘆人，反而添了人气。

路过的人再看这屋子，已不觉冷清，甚至有小孩子拽着母亲指着说：“妈咪，新娘住呢度。”

“新娘？”母亲一笑，“鬼咩？边个讲——”

“嗰个靓女日日拎鸡蛋，咪新娘咯。”

母女二人正说着，就碰上季绫买豆腐回来。

隔壁阿添伯正坐在门口削甘蔗，抬眼笑了笑：“今朝起晚咩？今日无落雨，好晒被。”

她回他一笑：“晒咗，放楼顶啦。”

回了房，炭火盆上热水刚好沸腾，米儿拎壶去灌暖壶，季少钧在顶楼修补破窗，屋里一时静了。

季绫坐在小桌前，摊开纸笔，把钱袋里的现银一枚枚摆开，又将银行票据一一展平——她手里一共还有三百二十六元现银，另有两张汇票，总计加起来约四百五十元左右。

以现在的市价，煤炭六十斤约需五毛钱，租金八元一月，米一斗两角五分，肉五六毛一斤，油盐柴米样样要算。再加上周青榆每日吃药、针灸、洗衣火水，一日三顿不吃好也不能亏着，紧紧巴巴过下去，撑不了三个月。

靠节省是不够的——要挣钱。

她拿笔轻点账面，脑中回想起这几日下街买菜的所见。

沿街商铺不少，但大多靠近路口、码头的位置，租金高不说，店主多是本地人，关系盘根错节，初来乍到不可能挤进去。

而她们住的这条斜坡街，位置偏些，却是往山上教会学校和医院的必经路，平日里走动的多是中下阶层本地人，女工、佣人、苦力家属和洋行下人。

她发现，街上两家茶餐馆倒是热闹，糖水摊也有来往，但日用小件、香皂、灯油、火柴、纸笔这类东西——却都得走到更远的街市去买，老人小孩常为一小包盐或一只煤油灯芯折腾半天。

她前日去茶铺买米线，门口一位婆婆拎着糖罐问人：“边个有卖沙糖啊？我阿仔咳得利害，要熬汤水。”

店里伙计指她往下街跑。

当时她站在门边，心里便动了这个心思。

这片地方缺的不是酒楼、也不是大铺，是细细碎碎、不起眼却不能断的家常东西。

她们住的宅子正好是一楼临街，门前有石阶，开口敞亮，且隔壁又是卖花生油的铺子，人来人往，正好能做点小买卖。

若是收拾出前头两间房，刷白墙面，立木架、上柜台，能卖香皂、女红用线、包裹纸、油纸伞、粗盐细糖……再添些缝纫小物、香火纸烛、灯芯小碟，便可成一间“什货铺”。

她一边想着，一边提笔在账簿后页上写下一行字：

“日进不需多，能撑一家四口，足矣。”

三日后，太平山下那条街尾悄然多出一家新铺。

铺子不大，只占临街一段半墙宽，黑漆门板新刷过，早晚擦得锃亮，连门轴都不吱声。窗玻璃原是从英洋行拆下的老货，厚却清，白日里能看见货架上码得齐整。

招牌是本地木匠刻的，漆金的老字体，横着挂在门眉下，三个字——“文和行”。

旁人笑说起名太文，没个“发”、“兴”字，不好沾彩头。

季绫听了只笑，回一句：“能和就行，何必发。”

铺子卖的是日常百货——没一样贵重，但都是这条街上最不能断的：

绷带、肥皂、洋茄膏、火柴、煤油、女红用针线盒、布包扣、旧绣线、二手镜子。

还有从旧租界带来的洋货余料：锡盒茶、洋装扣、烟卷纸。

门口挂着一块掌心大的铜牌，字是她亲手刻上去的：

“人间烟火处，最是安身时。”

米儿站在铺里头搁货，回头看她：

“绫儿，这句是诗？”

“不是，”季绫把最后一筐杂货整进柜台，弯腰打火炉，头也不抬，“是咱们的日子。”

两人正说着，“文和行”的铜铃忽然轻轻响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