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个夜晚，那个程心在楼道里嚎啕大哭的夜晚，他做了选择。

他递了辞呈，离开上海，托师兄的关系去了香港一家规模小一点的律所。

“赚港币可比赚人民币来钱快！”他开着玩笑，在进安检之前问，“能再抱你一下吗？”

程心很用力很用力地拥抱他，告诉他，他永远不会失去她这个朋友。

奥罗德发起诉讼的四个月后，也是她和梁肇元分手的四个月后，新泽西当地法院裁定暂缓审理该侵权诉讼，等待USPTO对涉及“207”专利的PGR授权后复查程序结果。

能有这样的进展，是因为仁衡的应对策略打得精准，直接质疑奥罗德的“207”专利无效，向U

SPTO申请启动重审程序。

程心不是法律专业，更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只能拿出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忐忑地到处搜罗资料想要弄清楚PGR的成功几率。

在她搞懂那些晦涩的英文术语之前，突然在一个深夜，接到了陈恪宇的电话。

陈恪宇知道他们分手的事，但什么也没提，也没问，只是很诚恳地请求：“程记者，我能跟你约个稿吗？”

针对奥罗德诉仁衡案的专题稿。

程心婉拒了，她不知道陈恪宇为什么要找她，她已经不做财经线了，不写商业故事，也不了解国际法律，虽然做过医药报道，但毕竟不是医学出身，专利纠纷中复杂的分子结构和权利要求，她看得一个头两个大，更没把握能吃透，写准。

她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更没有立场来写这篇稿子。

但陈恪宇说，来找你是我个人的行为，梁肇元、梁希龄都不知道，你也不是公私不分的人，不应该为了他们的原因拒绝有影响力的选题，写得出彩，也是你的成绩。

她还说，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写这个报道，没有财经记者比你更了解医药，没有医药人士比你更懂得写作，也没有新闻人比你更了解仁衡。

程心认真想了三天三夜，她其实非常明白陈恪宇为什么来拜托她。

专利拉锯战发酵至今，国内媒体的报道大都集中在股价暴跌和诉讼进程，对专利和药物本身言之廖廖，没有什么媒体能真正说清楚奥罗德的“207”专利的具体内容，如何获得授权，如何一步步设局把仁衡的ZB-168给套进去，她对案件细节的了解，也几乎都是翻到外网去查阅各种官方材料和外媒报道，一点一点捋出逻辑和原委。

舆论场的意见清晰明了地分成了爱国党和质疑党，围绕着股价起伏和商业机密掰扯，对专利技术细节的关注很少，而国外的情况更糟糕，连争辩都没有，话语权全在别人手里。

陈恪宇说得没错，没有人比她更适合。

她有资格，有能力，更有社会责任去写这篇报道。

新闻人的笔杆子到哪里都能写。

在灼知开一个特别专栏也不是不可行，但她有更大的目标。

老东家镜界旗下运营了一个全数字化英文新媒体GlobalTone，和央视的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一样，都是中方对外媒体，都是通过外文报道向全球传递中国声音的咨询窗口。

GlobalTone的办公点也在镜界大楼，就在财经楼上，主编刘敬恒和副主编Piers她都打过交道。特别是Piers，跟她供职过同一家外媒，虽然之间差了近十年，但四舍五入也是前后辈，很有话聊，同她除了同事关系，更有私交。

她先找了Piers，把整理好的材料共享给他，尽量把逻辑简单明晰地捋顺讲解给他，聊了一整晚，希望能由Piers来写这篇稿子。他是英国人，又曾是FinancialTimes的资深记者，文字功底不是她这种非母语写作者能比的，虽然不熟悉医疗题材，但新闻人就像海绵，都是靠大量查阅学习来完成一篇篇报道，她对医药的了解也是一点点学起来的，她愿意帮忙Piers一起撰稿，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幕后支持。

Piers对选题很感兴趣，也支持程心的立场，但他很认真地问她：“Whydon‘tyoudoityourself”（为什么你不自己来？）

他把选题报给了主编刘敬恒，力荐程心来做特约记者。

上一次全英写作已经是五年多前了，那时候的她也只是小小的intern实习生，没有负责过这种重要国际事件的报道，写的稿子也要经过editor编辑一改二改三改，时隔多年，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但刘敬恒说，“你不仅是财经记者，社会记者，还会是最优秀的医疗记者。”

Piers说，“Youareatoughgirl.”

程心很喜欢这个词，坚硬的，强韧的，执着的，钢铁般的，硬汉般的，永不服输的，偏向虎山行的，跌倒了重新爬起来的，所有困难都无法阻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