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洛一直认为最后一夜肯定会失眠。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她睡着前，转过脸看了一眼井宇。最后一次，却没有觉察到任何悲伤。在此之前的那些夜晚，她总是这样看着他，独自进行着离别的演习。演习了太多遍，悲伤次减，最后甚至开始不耐烦。谁会知道她必须离开的原因，只是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想象这件事，所以这件事必须成真，否则生活就是假的。

小菊第二天，小菊上午没什么活，下午要去一趟邮局，就来得比较早。走进公寓楼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拖着箱子往外走的裘洛。裘洛看到她，神情错愕了一下。

“要出差啊？”小菊问。

“嗯。”裘洛停了一下脚步，又继续向外走。

小菊以为会有什么话要交代，就一直回身看着她。她越走越快，拦住了一辆刚卸下客人的出租车。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让小菊相信：裘洛可能不会回来了。

小菊打开房门，脱掉鞋子，开始干活。她在厨房洗咖啡杯，脑中还不断想着裘洛离开的问题。她丢下洗了一半的咖啡杯，擦干净手，到卧室和书房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留下的书信或者字条。她想，也是的，明知道保姆在干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谁还会把信或者字条留在表面的地方呢。再说，或许男主人知道她要走的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小菊还是更倾向于男主人不知道。她又去看了衣柜、梳妆台。衣服满满当当，乍看好像没有少，化妆品也几乎没带走，首饰盒里的项链、耳环、戒指也都在。她想得有点累了，最后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出差几天那么简单。

从裘洛家出来，小菊搭公车去邮局。途中德明打来的3个电话，都被她挂掉了。她实在不想在车上对着他大吵大喊。到了邮局门口，电话又响起来。她接起来：“别再催了，我已经在邮局门口了。”她气急败坏地挂掉电话。手机终于没有动静了。

邮局里有许多人在排队，最长的一列就是汇款的。站在她前面的女孩，梳着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发鬏，手里捏着一个长得完全不像钱包样子的小布袋。一看就知道也是个保姆。她再往前看，觉得至少还有两个都是。她奇怪为什么都是女人来寄钱，是不是她们家里的男人也都和德明一样。

德明从去年秋天起，就没有在外面干活了。一开始是因为家里要盖房子，可等房子盖好了，他也没有要出来干活的意思。小菊倒不是要让他来北京。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小学了，有个人离家近一点还可以管管她。德明自己也不喜欢来北京，去年来待了不到半年，那个工程队一解散，他就走了。小菊只是希望他去绵阳，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都能回家。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他去了半个多月。后来接连下了几天雨，工程暂停，他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去，整天和几个人凑局打牌，而且他们打牌，输赢肯定是要算钱的，否则就觉得没意思。小菊每次打回去电话，他总会说：“我早晨起来一看，天阴得厉害，怕是要下雨……”

“所有的云彩都压到你四川去了啊？”小菊气呼呼地吼他。

他也总还有他的道理，说：“今年气候反常，看样子要闹点什么灾事，没准儿会有个特大暴雨或者泥石流。”小菊说：“你还会看天象了不成？”他们就这样吵到不可开交，两个人都嚷着要离婚。隔上一个星期，小菊的气消了，打回去电话，那边仍旧是天气不好。他们又开始争吵。这样周而复始，小菊还是每个月往家里汇钱，但从两个月前，她开始把多赚到的一点给自己留下来。这次是还不到一个月，德明就来催她汇钱。她盘问了很久，他才说是把钱借给表哥盖房子了。他们又吵起来。小菊在电话里骂得很凶，但也还是到邮局来了。

小菊想想就觉得委屈。她自己在外面干活，倒不觉得苦，不像有些人，来了很久都想家，念起孩子就掉眼泪。她很快就适应了，觉得在北京也有在北京的好，还买了一台旧电视，晚上回到住处可以看看韩国电视剧，偶尔也到市场买点鱼虾自己烧着吃。她也不怎么想孩子，偶尔打打电话，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可能就是因为她在哪里都可以过，就越发觉得要这样一个窝囊的男人有什么用，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

这一天的下午，小菊捏着钱包，和其他几个保姆站在汇钱的队伍里，慢慢地向前挪，心里忽然有强烈的悲伤。她很想挣脱这支戴着镣铐的队伍，获得一点自由。自由，想到这个词，她的眼前立刻浮现出裘洛拉着皮箱离去的背影。她相信那个背影是向着自由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