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人还跟她犟上了，说如果不能以他自己的名义捐款，那就以她的名义捐，反正这钱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祝婴宁把钱打回他的银行卡，他就又给她打回来，让她有种新时代推搡红包的错觉。

她怕再来来回回打几次，自己的账户出什么问题，只得先把钱收了。

当然，用是没用的。

她琢磨着该用什么方式把钱还给他，要不等下次见面当面还好了，她就不信见面她还拗不过他。

那时他们都没想到，下次见面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事，却没能在19年年末实现。

因为疫情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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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武汉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时，并没有人将其当一回事。

远在G省的祝婴宁等人就更不用说了，当时他们还在忙着制定年前最后一栏猪肉的销售计划，打算给2019年画个完美的句号。

不止是她，村里其他干部也都忙于现实各项琐事，除了放寒假的小孩偶尔刷到网上视频，会不清不楚地说一句“肺炎”“感冒”之类的话，大家都没留意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些讯息。

真正意识到其严重性及紧迫性，是2020年1月传来了武汉决定封城的风声。

上头的文件如雪片一般下达各地，核酸检测点建起来了，医务人员进驻了，各地健康码逐步形成和普及，重要的交通站点进行限流，国.家鼓励就地过年。

身为公职人员，祝婴宁和沈霏他们的春假甚至直接取消了，因为他们村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平均年龄70+，个个都是新冠的易感人群，且基础病缠身，随随便便感染一次都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若是不把事情说得严重点，村里压根没人重视，虽然宣传了好几次出门得戴口罩，但还是收效甚微，很多老年人都戴不习惯，说蒙在脸上一股消毒水味儿，又热又闷，戴着人都没法喘气。

可如果说得太严重，又会引起恐慌。王胜举说当前不引起民众的恐慌才是最要紧的，因为村里人文化程度低，要是跟他们说这病有可能会死人，尤其容易死老人，他们自己都能把自己吓死，也会给他们的防疫工作造成更大困难。

怎么说才能既引起民众重视，又不引起民众恐慌，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祝婴宁只能带着沈霏和温文旭挨家挨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别去人多的场合，少接触外面来而且还没做核酸的人，如果非要接触，就一定得把口罩戴上，不然传染给自己的孙子，不是让小孩遭罪吗？说这个病小孩得了会发烧，众所周知，小孩发烧一定得引起高度重视，不然孩子烧傻了烧坏了，未来可怎么办？还说这个病得了剌嗓子，小孩难以忍受疼痛，必定哭闹不止，你们自己看了也心疼不是？

好在大多数老人长久地带着孙子，对自己的孙辈都是有感情的，涉及孩子，大家总算听劝了些，可还是有些顽固分子常常去镇上棋牌室同不知道哪里来的陌生人打牌。

另一件难事是物资。

村里大多数人都有种点小田，养点鸡鸭，粮食倒是不愁，愁的是药。村里没有药房，拿药只能去镇上的医院，可一旦疫情爆发，医院那点药顶什么用？

尽管村里还没出现案例，出于未雨绸缪，祝婴宁也同王胜举积极联系了外面的志愿者部队，请他们帮忙采购些药送过来。

他们忙活的时候，刘桂芳给祝婴宁打过趟电话，问她回不回家过年，她说不回去了，在电话里细致地同刘桂芳交代了防疫的各种注意事项，最后又说：“阿妈，你把电话给祥弟，我跟他交代些事。”

祝吉祥接起电话，祝婴宁告诉他得趁着还能买到药的时候在家里备些新冠常用药，先把自己家的备齐了，如果有余力，再让村里其他人也备一些，都是老人，都不容易。

因为常上网，祝吉祥也知道严重性，应：“知道。”

挂断电话，紧随而至的就是武汉正式封城的消息，那天是1月23日，正值除夕前一天。

那年春节，她是待在宿舍和沈霏温文旭一起过的，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做了三菜一汤，就算除夕年夜饭了。

零点过后，手机响个不停，无数人的新年祝福及关心滴滴答答弹出来，她拿过手机一一回复，回到许思睿时，看到他发：「本来想寄些东西给你，但快递都停了，只能等恢复再寄，你那边药和口罩都够吗？缺什么直接跟我说。」

她心中微暖，回：「都够的，你自己囤够了吗？」

许思睿发了照片过来。

他在姥姥姥爷家吃年夜饭，两个老人是囤囤鼠，早就备齐了满满一柜子的口罩和药品。照片里不仅有柜子，还有周天澜和周天晴硬要凑过来抢镜头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