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了两年后，徐桂玲从母亲家里偷走户口本，和周大春拉着手，再一次踏进民政局的大门。

结婚一年后，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这个女孩就是周缘。

在周缘心里，母亲徐桂玲一直是泼辣强势的，她是家里绝对的权威。而父亲周大春总是沉默寡言的，每天从锅炉房回到家里，一声不吭地做完饭，等徐桂玲回来后，还要忙前忙后地帮她烧好洗脚水，被徐桂玲数落也一句话都不会反驳。

周缘其实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她爸一看见她妈就像老鼠见了猫，连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后来听徐桂玲在与周大春的一次吵架中，周缘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什么，那时的徐桂玲不满于周大春一个月几百块钱且这么多年就没涨过的工资，她说“能挣钱才能腰板硬”。

周缘猜想，也许是因为徐桂玲的发廊赚的钱是周大春的好几倍，所以她的“腰板”才能这么硬吧。那时的周缘看着烫着大波浪的母亲不由出神，她觉得眼前神采奕奕的女人像是一只夜莺，让她不由心驰神往。

可是内心的某一个角落，她又无端感到不安，她总有一种预感，这只夜莺正缓缓扇动翅膀，总有一天要离开巢穴，和周缘这只雏鸟。

事实证明，周缘的预感没有错，随着改革的浪潮来袭，老船厂从辉煌慢慢走向了落寞，工人开不出工资，甚至停过工。

厂区里的很多人都离开厂子出去谋生了，厂区家属楼不再是往日里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很多东西都在走向凋落，其中也包括徐桂玲的发廊。

发廊生意不好，而周大春当了这么多年锅炉工，工资还是微薄的三位数。徐桂玲被生活突如其来的困窘搞得先是措手不及，继而是长久的无助和慌乱，她亟需一个出口将这些复杂的情绪发泄出来，显然，周大春的无能和窝囊就成为了她最好的发泄出口。

她讨厌丈夫软趴趴的性子，终年没有半点涨幅的工资，时间久了，就连最开始唯一称得上优点的老实，也慢慢熬成了木讷和乏味。她想，她需要解脱。

就这样，在周缘十二岁那年，某天她放学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坐在饭桌旁抽烟的父亲，还有桌上的离婚证。

由于周大春的经济能力实在连养活自己都费劲，还经常日夜颠倒地在锅炉房值班，周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送回了姥姥家，从此几乎很少再见到母亲，只是偶尔会从别人口中获悉徐桂玲的消息。

她听说徐桂玲卖掉了厂区的房子和发廊，然后离开了呼城，去滨市找了一个姓陶的教授，在工程大学任教。

很多人听说了这一段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徐桂玲这样的女人会跟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沾边。

也有小道消息说徐桂玲和那大学教授早就认识，徐桂玲没离婚时，那男人来老厂区做调研，路过发廊时进去剪了个头发，从此就和徐桂玲结下了缘分。

种种说辞纷乱复杂地灌进周缘的耳朵里，她只知道一样，那就是所有人在提起徐桂玲时，都是批判、质疑和不屑的。

那种负面的态度似乎像一把利刃，尽管周缘想方设法地屏蔽，却依然难以逃离，以至于后来周缘甚至开始有些条件反射，只要一听到“徐桂玲”这三个字，她身上的每个细胞就会自动散发出排斥的信号。

也许是这样的方法起了效，长大后周缘听到的关于徐桂玲的消息越来越少，每年过年她会呼城时，周缘也会以约朋友的名义出去躲清静。

于是这么多年来，她和徐桂玲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她只知道徐桂玲和那个男人结了婚，还在四十多岁给那男人生了个孩子，做了回高龄产妇。

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高龄生下来的孩子此时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并显然有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打算。

“你说现在怎么办？她把孩子往咱们这一扔，到底什么意思？”

蔡玉芬的脸色仍然不好看，周缘没接话，只是抬头看了眼抿唇不语的陶乐真，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而是拿起手机拨了一串号码打过去，那头“嘟嘟”了几声，然后没再有下文。

“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蔡玉芬抬头看了周缘一眼，皱着眉头抚了抚胸口。

“行了，这事儿我来解决，你就别生气了，她这样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周缘说完从沙发上站起，准备往自己房间走，刚迈出一步又站住脚，转头看了眼在原地岿然的小姑娘，说了句，

“能自己洗脸刷牙吗？”

陶乐真愣了一下，飞速点头，“我十岁了，当然能。”

周缘扫了她一眼，弯腰从电视下方的柜子里翻出新的牙刷和毛巾塞进她怀里，“自己去厕所洗漱，然后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