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会翻脸，起码也要面带怒容。可是短暂的仲怔之后，他的神色缓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只是眼底波光涌动，看不清是怒是喜，也许是怒极反笑?班上要出去考试的同学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把橡皮塞进笔袋，急声唤正往教室外走的浅浅，喂，你等等我啊。

二〇〇三年的春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愚人节的那天哥哥张国荣用奋力向窗外的一跃与世人开了最大的玩笑。身前悲哀死后荣，此后再也不会有谁对他的性取向指指点点。我看着报纸之上充满溢美之词的悼文，清晰地想微笑，也就是数年前，在这同一份报纸上，对于当时正在本地开演唱会的哥哥，评价可谓是无间道。哥哥跳楼事件方兴未艾就被人们对SARS的恐慌生生截断。比起他人的生离死别，世人更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生命。

超市里84消毒液卖到七十元一瓶，多的是人抢购。人人都带上了厚厚的白口罩，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滋味并不好受。市面萧条，人人岌岌可危。晚间新闻上每天都在报道SARS的状况，新发多少病例，多少疑似病例，一个省一个省的数据报。也许是某些主管部门早期的消息封锁和自欺欺人造就的后遗症，人们口扣交传的全是危言耸听的“内部消息”。什么北京城已经封城，什么哪里哪里又病死了多少，什么这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炸弹。除了最后一条，其余的柏子仁都嗤之以鼻，幼稚，无知。

“别的不说，倘若北京封城的话，那么不出三天，北京人就会被垃圾活活熏死。”他作思索状，“这算什么时间呢？垃圾屠城？”

我们全都笑骂他无聊。SARS虽然搅得人心惶惶，但开始时我们市尚未出现病例或者疑似病例，大家还把自己当作身外客。直到医院收到了第一例SARS病人，学校里的气氛才真正紧张起来。

每天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得在校门口排队测量体温，谁的体温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稍微偏高一点，大家都会心惊胆战。SARS的近距离传播性和其顽强的生存能力让体积重量是它n次方倍的人类两股战战。我们学校在一条巷子里，每天早上，等待测量体温的走读生从校门口一直排到巷口，密密麻麻的都是翘首以待或频频看表或捧着手里的书念念有词的学生。我曾经还非常不厚道地想，倘若这其中有一人感染了SARS，以这种距离，怕是全校的走读生都得隔离观察。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急躁地在原地跺脚，以队伍龟行前进的速度，天晓得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我测量体温。

后面有人拍我的肩膀，柏子仁满脸散漫的笑容，准备傻等到什么时候？

我没好气地白他，等到茶蘼花事了。

谁知道他竟然笑眯眯的摸我的头，一脸欣慰，啧啧赞叹，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有慧根。

不伦不类。

“别傻乎乎的杵在这里了，跟我来。”他神秘的一眨眼，我疑惑的跟在他身后。他带着我在人群里穿来穿去，走到一条队伍的尾巴上。

“喂，还不是排队。”我鄙夷，“还以为你多大能耐呢。”

难得他不以为忤，自信满满的向我保证，放心，这条队伍肯定是缩短最快的。

还真被他说中了，等到我们测完体温往里面走的时候，我刚才站的那队几乎都没动。我没自寻没趣问他为什么，排的队伍有好几条，测体温的机器只有两台，占据了有力的位置才会事半功倍。柏子仁嘴角噙着笑，陪我去车棚停车。我这时才惊讶的发现，他没有骑车。

“咦，你怎么走路？有论断说步行比骑车感染概率更小吗？”

柏子仁的眼睛疑似抽筋，他言简意赅，草草带过，家里人觉得骑车不安全，送我来的。

我觉得有些奇怪，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爷爷就是爷爷，奶奶就是奶奶，干嘛用家里人这么笼统的称呼。不过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送”这个词吸引住了，没办法，平头小老百姓一枚，骑着两个轮子吭哧吭哧的，免不了艳慕四个轮子的自动装备。

“有钱人。”我看了他一眼，盖棺定论。

他笑笑，没有多言。

到了教室，班上的同学正在传递着填写身体状况表。什么感冒否，咳嗽否，发热否，头疼否，神乏气虚否，黑色大字提醒，如实填写！！叶浅浅一日失眠，第二天头疼欲裂，昏昏欲睡，照实填写了。班主任年级主任政教处主任集体惊慌，询问再三后，愣是把她叫到医务室量了好几次体温。错过早自习，第一节课后，满脸灰白颓废之色的叶浅浅站在第二节课教室外有气无力的喊“报告”。完了，她以切身之痛告诫我们，千万要辩证的对待一切教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