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天出院后，穆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褚航声家搬出来。她不忍看他难过的表情，只是头也不回地上了张乐的车，搬进郝慧楠的宿舍。

也是在那里，她终于可以放声哭泣，可以毫不压抑地释放她的后悔、委屈、怀念……而郝慧楠，会眼眶湿润地、默默地递上一张又一张面巾纸。

穆忻流着泪，使劲攥住郝慧楠的手：“楠楠，我错了，我为什么要关机呢？我为什么没有见他最后一面呢？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可在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我不该把与他有关的东西都扔掉，现如今我连一样可以怀念他的东西都没有……如果有一张照片、一件他送我的小礼物，该多好？还有……我不该打掉那个孩子，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骨血啊！那一定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长得像他，喜欢玩手枪和小汽车，喜欢戴爸爸的警帽，喜欢玩过家家的时候扮警察……”

穆忻哭到说不出话，郝慧楠的眼泪也一滴滴落下来，她只能紧紧搂住穆忻，不断地告诉她：“这不怪你，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是我不好，都怪我，不该乱开玩笑……”

说着说着，郝慧楠也忍不住开始大哭，两个女人就这么抱着哭成一团，越哭越让穆忻觉得胸口塞着一团扯不断的丝，涨得发痛，却无从纾解。她一边哭一边攥紧了拳头，直到最后都感觉到指甲深深嵌进手心时的刺痛，却仍无法缓解她内心深处对自己一刀刀的凌迟！

是的，凌迟，倘若有那么一种刑罚可以让她减缓内心的负罪感，可以让她偿还她欠下的债，穆忻想，她宁愿千刀万剐，刺骨锥心！

可是，即便如此又怎样呢？

他回不来了。

再也、再也回不来了……

一周后，杨谦的追悼会在市殡仪馆举行。

那天一早就有很多看过相关报道的市民自发赶来，渐渐就堵满了殡仪馆前面整整一条街。上午九点多，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以及各公安分局的车陆续抵达，参加追悼会的民警警容整齐、表情严肃，在告别时前的小广场上整整齐齐地站了很多排。

因为既不是烈士家属也不是治丧小组成员，穆忻没有机会提前进入灵堂，而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候在小广场上。少有人能想到此时这种被排斥的感觉给了穆忻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少有人知道，就连这样的追悼会穆忻都险些无法参加——治丧小组副组长是政治处一位姓王的副主任，前一天晚上给穆忻通过电话，在深切慰问之余不失没有旁敲侧击，暗示她如果到了现场，万一刺激到肖玉华，会不会让大家难看，让杨谦走得不安心？王主任还隐晦地提及，杨谦是英雄，是烈士，会有很多百姓和学生来送行，如果场面上不好看，从省厅到市局都不会绕了秀山分局……

电话这边，穆忻咬紧下唇，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到最后都没有承诺不去参加告别式。

她怎么能不参加呢——当她知道杨谦临死都在喊她名字时，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自己将来在秀山分局的境遇有多尴尬，她都一定要去送杨谦最后一程！

初春仍夹杂着寒气的风里，回忆起这些，穆忻只能无声地哽咽。

上午十点，追悼会如期举行。一个又一个的领导依次去献了花圈，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警服衬衣，在穿着蓝衬衣的杨谦遗体前深深鞠躬。穆忻又忍不住掉下泪来，她想起似乎也不过是几年前，杨谦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他能穿上一身标志着“警监”身份的白警衬，那眼下再辛苦也值了！

那时她还笑话他，她说杨谦你不是打算三年后考高级人民法院的吗？这么快就决定终身从事公安事业了？

杨谦老不正经地笑，答她：媳妇儿，我就是想换件豪华版的衣服给你撕。

言犹在耳，可如今，她连连红着脸啐他的机会都没有了。

终于等到领导们遗体告别结束，也宣读了悼词和追认为烈士的文件，广场上的队伍才开始依次进人灵堂。穆忻也不知道张乐是何时来到她身后的，她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跟着前面的队伍一点点挪动。走到门口的时候因为太恍惚险些绊一跤，是张乐急忙伸出没受伤的那只胳膊挡住她，然后一直虚虚地扶着她走。她没力气说“谢谢”，何况她知道，张乐这时候能站在她身后，要的也并不是一声感谢的话。

他，或是郝慧楠，以及所有善意关怀着她的知情人，要的不过是她能坚强又安全地参加完这场告别式，给她自己，也给杨谦，画一个让人放心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