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段萍姐妹忙里忙外的样子,她们显然为老师能来自己家而感到些许的激动。余乐乐终于忍不住,问段萍:“如果你想上学,老师资助你好不好?”
本以为她会很高兴,可是这个13岁的女孩子居然开口说:“不好。”
余乐乐有点不明白,她下意识问:“为什么?”
小女孩低垂眼帘,说:“要花钱。”
余乐乐急忙解释:“学费老师掏,不用你花钱。”
可谁知小女孩马上算出一笔清楚的帐:“学校太远了,坐车一天来回4毛钱,可是我不上学,在家里帮妈妈编筐,一天还能赚四五毛钱。”
余乐乐没说话,只是扭过头,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
而在另一个男孩路西强家,她更是被锅里的食物深深震撼:一锅粥,凝固了,却是一家三口一天的口粮;菜缸里十几根已经腌得发灰、长了霉斑的胡萝卜,就是他们的蔬菜……
余乐乐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尝遍了苦难,可是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幸福。
作为支教的教师,她的工资由家乡的主管部门统一发放,每月1300元。她留下一部分做生活费,剩下的几乎都用来给学生交了学杂费。
每次回家,她都会背回许多课外书,那些色彩斑斓的书籍让山里的孩子看得眼睛发亮。每当看到此情此景,她就忍不住心酸——同一片天空下,她本没有想到就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还有人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
她再也写不出来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了。她有时候看看昔日的那些草稿本,觉得很遥远、很陌生,她的生活里似乎印上了更为现实的标签,那些故作诗意的阳春白雪从此与自己两不相干。
她开始写很多与支教生活有关的文章,渐渐被诸如《读者》、《青年文摘》、《视野》等很多杂志转载。那些文章都是她的经历,是亲眼目睹,也是心声。她很用心地记录,希望能让读者了解另一种真实的生活。她还接了家乡晚报的专栏,用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支教生活,栏目名叫“一个女大学生的支教日记”。专栏反响很好,报社陆续转来很多读者来信,甚至还有好心人的汇款单,希望能帮山里的孩子重新上学读书。对于这些素未谋面的好心人,她深深感激。
再后来,她还写了一些调查报告,陆续发表在省内的一些教育刊物上,有的甚至还引起团省委的注意。暑假,团省委“春蕾工程”调查团一行来到岱阳,不仅带来文化用品和崭新的图书,同时还带来了几支暑期支教团。而母校更是定期派出支教小分队,利用寒暑假到岱阳来义务授课,同时发动在校生捐款捐物,结助学对子……
看着孩子们快乐的笑脸,是第一次,余乐乐觉得“教育”二字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
再看见叶菲的时候,余乐乐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在省立医院送医下乡的队伍里,她一抬头,就撞上叶菲的目光。
两个人都愣住了。
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隔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她们注视着彼此,好像时间快速退回,仍然是20岁的那个夏天,仍然是省医大的校园里,仍然是相视微笑的两个人。
良久,还是余乐乐先微笑着打招呼:“你好,好久不见。”
叶菲笑了:“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呢,一转眼都三年了。”
她们在学校操场上的篮球架下坐着聊天,一扭头就可以看见彼此眼角一些细密的纹。
不过二十几岁,时光的脚都固执地要留下痕迹。
“看你的样子,很不错。”叶菲微笑着看着余乐乐。
“还好,”余乐乐也笑:“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他出国了。”叶菲说。
余乐乐马上明白她说的是谁,她静静地看着远方渐落的夕阳:“听说了。”
她转头看着叶菲,唇角有浅浅笑意:“这样对他更好一点。”
“你会不会舍不得?”终于,叶菲还是忍不住问。
“当然舍不得,”余乐乐也不隐瞒:“有时候梦到他,还是会哭着醒过来。”
“可是,”她的语气淡淡的:“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说到底,我还是要他过得好,他不是神,那些突如其来的伤害他就算能扛得起一次,未必能扛得起一辈子。我不希望我们两个撑到都撑不住了再分开,到那时恐怕会伤害更多的人。”
“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是个悲观主义者。”叶菲微笑。
“可能是吧,”余乐乐承认:“看得多了,在乎的就多,想的也多。奋勇直前是年轻的权利,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发现相爱并不一定就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