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啊，她怎么没有，她喜欢赵致远，她因为反抗所以杀了不让她走，拒绝跟她离婚的丈夫，她戏耍了要她付出不对等代价的法律，她寻求她的正义。”

迟念又摇了摇头，“我说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不是谋杀后发生的事情，对于陈罔市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在谋杀发生以前已经发生了，卓导你感兴趣的，你强调的，是谋杀发生后个人跟外在所有不公义的对抗，说白了，你是要借家暴表达你对社会的看法，你对人性的看法，而谋杀之前的所有东西，都只是为了让这次对抗积累足够的正义性。所以你要榨取陈罔市的悲惨和无助，你要赵致远成为她的希望，然后让她丈夫毁灭这种希望。除了有助于让陈罔市走向极端的因素外，你对别的，都不敢兴趣，因为那些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是细枝末节。”

“你这么说，好像我是个找事儿的公知，专门爱以揭露黑暗的名义搞定体问，感觉我成了个反派人物。可我国的家暴问题症结就在于此，难道我们不应该讲述么？我们确实需要唤醒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声讨传统看法和不可理喻的容忍者，展示公权力对家暴受害者保护上的不足。”

“你说的这些一部纪录片就能做到，在这方面非虚构作品比虚构作品更具有力量，我之前为了电影查了很多案例，有很多比我们在拍的这个虚构故事更能展示你想要表达的观念，而且它们还因为是真实的，更加具有说服力。”

“但是电影更具有感染力，传播面也更广。”

“仅止于此么？因为它是最强有力的传播手段，我们让观众直面家暴的动态过程，然后引起他们比看到社会新闻时更加强烈的愤怒感，一部宣传片？然后因为题材足够社会性，政治性，只要技巧足以支撑表达力度，没准还能拿个奖？我要是运气好，因为如实展现了女性的悲惨境遇，没准能拿到某个电影节的影后？”

迟念语气里的嘲讽是如此明显，让卓然无法忽视，他很不喜欢迟念对他的挑衅，于是回击道：“既然你这么看不上这部电影的诉求，那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总体该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想要陈罔市在电影里成为一个有喜怒哀乐的活人，我希望其他角色也是这样，卓导你敢不敢拍人性和社会的复杂，而不是只是人和社会性的丑陋？”

“你要玩你跟屠子肃玩过的那套把戏了么？在《螳》的身上重演一遍，把一切推倒重来。”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本能在退缩，我刻意不让自己想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不像你想的那样拍我们该怎么拍它，可我觉得……”

迟念狠狠心，强迫自己把心里话说出口，“我觉得这部戏核心出了问题，推倒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所有的牌跟着一起倒了。”

卓然突然笑了，是那种因为愤怒而带来的冷笑，“迟念，你真的很没有自知之明，电影是建造，你能拆毁却不知道该怎么建造，不满足于建造一栋水泥质地但坚固的五层楼，想要一栋不明材质的十层楼，你手里只有建楼的材料，也就是你的角色，可你根本不知道架构是什么，你只是对你的材料要被拿去盖五层楼而委屈，你觉得大材小用，你不是那些能坐而论道的影评人，作为演员你是建造者，没有实际创作以前，我们可以借一个概念飞得很远，但是创作开始以后，你会发现坚实的结构和材料才能让你创作出作品，不然就会制造出一个烂片，文艺片里的烂片不比商业片里面的少。”

“我知道我像伊卡洛斯，飞得太高的后果是粘合翅膀的蜂蜡被融化掉，然后坠海而亡。

有无数不成功的文艺片导演干过这种事，他们没有足够充沛的积淀，天赋还有技巧，却试图表达过于复杂过于深奥的东西，最后只是让他们自己显得很可笑，谁都看过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基耶洛夫斯基……可这不代表知道了他们的厉害之处，看懂了他们的电影，就能拍出跟他们相同水平的东西，看懂跟能做到是两件不同难度的事。”

“你既然这么清楚，你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留在自认为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我不想做个二流货色。”

“那你的言下之意就是我是个二流货色？因为在你眼里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拍下去，《螳》就会是部二流文艺作品，即使它具有高完成度，即使它可能获奖。”

“卓然，你敢否认你在讨巧么？《螳》不会让观众愉快，但是它符合电影节的胃口，它投影评人所好，文艺作品一旦献媚，讨巧，具有过强的社会性、政治性、目的性，不管它多么成熟流丽，它最多就是个二流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