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开始前，江先生已命令宁军开拔到西北继续“剿匪”，因为从去年十月开始，几路红军已陆续突破各处天险及追兵围堵，进入陕南陕北地区。为防中国工农红军继续北上与苏联红军联手，江任命自己为“南京政府西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而宁铮为副总司令，总部设在西安，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务。

所以宁铮这边仍在南京开会，那边宁军大军早已按计划开拔，从鄂豫皖地区进入西北地区。奉九也早已收拾好行装，离开这个住了一年多的武汉杨园，准备去西安的一干事宜。

一到西安，她们就住进了宁铮事先租住的原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的一处公馆里，离久负盛名的碑林很近。

奉九喜欢西安，这个十三朝古都的古老都市，凝聚了厚重的中华文化，奉九简直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除了汇集了历朝历代各大家书法大全的碑林，奉九还特意去陕西博物馆看了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听说了西安附近的农民虽然有可能大字不识一斗，但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直怀有敬畏守护之心，所以当有美国文物贩子要求国内同行盗凿昭陵六骏石刻后，礼泉民众一路警惕跟随，为此文物贩子不得不把其中被唐太宗誉为“紫燕超然，威凌八阵”的“飒露紫”和“月精鞍辔，天肆横行”的“卷毛騧”推下悬崖摔成碎片。

奈何当时的地方军阀利欲熏心，到底还是以安全为由将散片收集起来，七年后这六骏中最有价值的二骏居然诡异地出现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宾大博物馆。

这情形与当今中国的形势何其相似，“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窃国的汉奸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跟宁铮一样，奉九对于内战是非常反感的。

安顿下来后，她已经熟门熟路地跟业已存在的西安妇女委员会合作，继续开展新生活运动，孤儿院、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照样是她关照的重点，因为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工作照旧进行得非常出色。

但宁铮那边从南京开会回来后，心情就非常沉重：国民党还是那个国民党——党内纷争多为私少为公，无人热衷抗日，而亲日者大有人在，甚至包围了江先生；行刺汪的刺客孙凤鸣死前留下的话也深深刺激了他：我是个江苏人，但一家人在奉天生活了几年，日子一直过得平淡幸福；“九一八”后，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自己了，我为什么不能抗日，不能报仇？

这一席话让原东三省领袖宁铮羞愧到无地自容。

而终于与红军如愿以偿交手的宁军也发现了大问题，“剿匪”行动更是非常不顺：仅几个月的功夫，宁军精锐已折损了两个师的兵力，原本想速战速决，完成对江的诺言，返回东北的计划眼见得不能实现了：绝大部分的红军士兵都是扛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才存活下来的精锐中的精锐，他们的单兵战斗力得可怕到什么地步，而他们既有理论武装，又有灵活游击战经验的长官，就更是让人心生敬畏。

但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则来自身后：江的嫡系中央军，以百万之众，四年发起五次围剿行动，却不见多少成效，但所有部队的折损，南京政府都会及时补充；而宁军此次损失的两个主力师的番号都被拒绝恢复，只有来自江的一味责骂，更别提拨发两个或战死或自杀的师长的十万元抚恤金了。

宁铮掏出私款补给家属，但宁军上下已是悲愤一片：千里迢迢地不打回老家，却跑到西北，人家坐地户西北军怎么能没想法，怎么的自己没本事丢了东北老家，跑这儿抢地盘儿？所以一旦有了军事异动，原本应有的西北军只是冷眼旁观，根本不积极配合，再说西北军早知道了红军的厉害，就这么看着宁军瞎折腾。

更别提善于弄权的江从来都是要么分而化之、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了，他是不乐见地方军阀抱团的，太危险，此次坐镇洛阳时，他召见宁铮时说的是一番话，对着西北军统帅杨钟祥说的又是另一番话。

西北军和宁军关系不洽，再加上和红军互相消耗，正合他意——他受够了闽南事变那样的地方军阀另立山头。如果地方军阀势力无法同化进自己的黄浦嫡系，那就让他们分散掉、消化掉，直至灭亡。

几场硬仗下来损兵折将，宁铮已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工农红军，根本消灭不了。

因为他们虽穷得要死，可他们的精神顽强得要命。江先生对自己的许诺，只怕就是画大饼一样的空中楼阁。

红军军官和战士，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只为了抗日，只为了自由的中国。这样的政党绝无仅有，这样的人无所畏惧。他自读了烈士方志敏的遗作后已深刻意识到了这一政党与其他政党最大区别，在于老百姓基础深厚，所以他们的兵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原因却只有一个，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