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主可知虞相现在有哪些罪名？”邵东亭道，“太师与太尉向来不对盘，当初一个支持三皇子，一个站今上陛下，如今竟也能为了对付虞相统一阵线。他二人分别上奏，罗列了虞相罪状二十余条。其一，未经朝议、中书门下批示，擅自挪用国库钱帛，去向不清，中饱私囊动摇国本；其二，因其一之故，兖州水患时国库空虚，未能及时赈灾放款，致使灾民哗变揭竿而起，官逼民反祸乱江山；其三，其父为永王旧部，顽固不肯认罪，受刑致残，对朝廷怀怨已久，其心可诛；其四，利用宰相职权之便，为奸商黑道提供庇护，例如他批示采购的石料，采石场并无官府许可，凭宰相手书越过漕运监管，不仅暗中钱权交易，所筑河堤质量更是毫无保障；此类罪状不一而足，还有十多条。高太尉则上书反对新法，称自去岁试行以来，京畿已出现多起抗税械斗事件，死伤甚重，百姓为之所苦，实乃有违祖制、动摇人心、鱼肉乡民之恶法，不废不足以平民愤，祸首不杀不足以慰亡魂也。”

是百姓为之所苦，还是太尉为之所苦？房太尉家的人丁开支，恐怕不输我家，小周娘子的苦恼也是房夫人的苦恼，太尉日子不好过吧？

“总之，这件事说白了就是，虞相推行新法抢了太多人的饭碗，不巧在河工上急于求成出了纰漏，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想一举置他于死地，而先前支持他的陛下现在不支持了而已。”邵东亭总结道，“下官说话不太好听，县主莫怪我直言。”

他说话确实不好听，但实话大多是不那么顺耳乐见的。

“所以县主知道要想救虞相，该从哪些地方入手了吗？”

我望着他说：“愿闻其详。”

“第一种，也是根源上的，废除新法化解恩怨，安抚平息太师太尉一众人等的怨气，弥补其损失。”

这肯定不行，那虞重锐这些年做的事不就全白费了？信王也不会答应。别说我们办不到，就算办得到，恩怨已经种下，哪有那么容易化干戈为玉帛。就像祖父，哪怕虞重锐向他卑躬屈膝磕头求饶，他也不会愿意与他握手言和。至于弥补损失，更是无稽之谈。

“第二种，就是晏少卿等人在做的，针对所列罪状，逐一反驳，洗刷减轻罪责。下官能做的也在此列。”

这条听起来很正确，但被动防守收效甚微。太师此时发难，自是有充足的证据和把握，驳斥反证最多也只能减轻，不能完全脱罪。驳倒了一条，还会有更多的条目。连三叔公都说，为官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要想找别人的行事纰漏，总能找得到。

“第三种，争取新帝陛下的支持。”

我低下头不说话了。

“这点听着容易，实际却是最难的。新法是先帝所行，新帝陛下是何态度尚不明朗。新帝甫登基，监国也只半年，根基未稳，政令绥靖温和，此时定不希望朝政动荡。若杀一人便可收买平复人心，这笔买卖划算得很。”邵东亭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不过，县主或许可以去试一试。”

他们都小看了信王，觉得他藏拙示弱、圆融优柔，还会儿女情长公私不分。但我知道，息事宁人、怀柔安抚绝不是信王的作风，他有比先帝更强烈的野心抱负，这才是我能抓住的契机。

我现在终于明白，临别之前他为什么对我说，“如果瑶妹妹改变主意了，记得回来找我”。他甚至问都没问我出了宫打算去哪里，因为他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去，跪在他脚下求他留下我。

邵东亭告辞而去，我等到申正时分，晏少卿从城外回来，垂头丧气一无所获，看到我像见了救命稻草一般：“齐瑶姑娘……县主，你来了就好了！明日你有没有空？陪我去一趟永兴渠码头吧！那些人明显心里有鬼串套说辞，可惜我也找不到证据……你去一定能发现有用的线索！”

一会儿他又皱眉喟叹：“重锐做事确实太激进，只求效果不循章法，我说过他好多次都不听，才叫人抓着漏洞死抠不放。”

我对他说：“效率与章法难以兼得，若事事循规蹈矩，很多事就做不成了。”

“说得也是。”晏少卿叹气道，“我去查了才知道，河堤所用的石料，确实有三分之一都是没有开山许可的散户黑户所供。当时连月下雨河水暴涨，只能加紧修筑河堤。洛阳周围的采石场，大多掌握在京城贵戚或其亲眷朋党手中，价格高昂，又借着下雨停工抬价，国库预算有限，供应严重不足。重锐就收了黑石场的石料来应急，价格也压得很低。手续是不齐全，但这些采石散户冒雨劳作，就赚个辛苦钱，还保住了黄河大堤让京畿免遭水患，至少也算功过相抵吧？我查到了其中几家的账本，别说中饱私囊了，这生意你求我去干我都不愿意！但是漕运那边有些记录找不到了，明日你陪我去，只要把这段补上，前后呼应闭合成链，这证据就算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