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红觉得母亲一碗水未端平，把儿子当亲人，把媳妇当外人。久而久之，彼此的矛盾不可调和，母亲去了大哥家，她“罢工”了。无奈之下，我托人从乡下请来了一位保姆，虽然家里的开支增大了，但好歹孩子继续有专人照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电台播音部突然新来了一位姓易的男播音员，年龄比我大点。我问叶老师，她也不清楚来龙去脉。而易播音员与我们并不做深入交流，显得有点神秘。

两天后，马副台长召集播音部开会，会上，他介绍说，新来的易播音员，是吉局长亲自物色和选调的。马副台长强调，易播音员的加入，进一步解决了我们男播音员的人才缺口，我们要感谢吉局长对电台工作的支持和重视。

此外，为了贯彻和执行吉局长在全员大会上的工作要求，经台领导研究决定，播音部也要改变和创新工作机制。大致方案是：播音员实行保底加浮动工资制，保底工资根据个人的工龄长短确定，浮动工资就是以播出的稿件数量和播音时长来计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记者部可以根据每名播音员的实力和水平，指定播音员录播稿件。

马副台长最后友好地对我说：“你应该不用太担心吧，这点工资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这里面就你有广告创收实力，堤内损失堤外补，你原来是既要播音又要跑业务，两头忙，现在人员充实了，可以放心大胆出去搞创收拿提成了，抓住机会好好干呐！”我哑口无言，配合着他笑了笑。

文台长曾经做过记者部主任，我明白，记者部可以指定播音员播发稿件，所包含的“内在语”，这无可非议，加上易播音员的社会关系。显然，这场内部竞争，我毫无优势可言。

我的预感是对的，署名指定我播出的稿件寥寥无几，叶老师和另外两位女播音员的工作量没什么影响，易播音员只端走了我的“播音饭碗”。庙小和尚多，我只有看看能否在外面接点私活了。

哪儿都不缺聪明的人。不久，我发现外接主持的一点私活，也被易播音员夺去了。外面单位来请主持人的活儿，文台长都指定给了易播音员，原因是要给新进的人才提供更多机会出去锻炼。即使人家单位事先找上我，也抵不过易播音员的十面听风、八面玲珑，他能不知不觉给抢过去，我还在傻乎乎地等着，人家单位正式通知我去主持的时候，易播音员的主持费早就揣暖和了。事后，他还会很“真诚”地对我说：“哎呀，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前面联系过你，否则我肯定不会去，是他们主动找的我，没办法推辞，对不起啊。”

我基本上只能领取保底工资了，也就是一点生活费。但家中没有多少余粮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剩下的唯一突破口是广告创收了。

四十三

董总公司的广告业务也被别人接手了，只是广告宣传内容还是由我策划和把关。新的广告业务没有门路，我的心情颇为郁闷，想去找董总聊聊天，但电话说他一直在外地考察。于是，我去找袁领导谈谈心。

袁领导已是后备干部人选了，工作繁忙，联系了好几次，才约好时间见面。袁领导抓工作很有思路，青年活动的策划一直没有间断，从农村地头到城市角落、从歌舞形式到演讲比赛、从技能培训到评先表模……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精彩纷呈，反响良好，上级满意且赏识。

对于我的求助，他很谨慎地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帮你向有关单位打招呼做宣传，不太合适，同时也不符合规定。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有个朋友在商业联社当办公室主任，你自己去找他看看吧。”

我连说行行行，限于当时的手里没有广告业务的窘况，但凡有一丝门路，我都要万分珍惜。袁领导又说：“你来了正好，现在上面要评选一批”省青年岗位操作能手”，有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两种形式，以你目前的情况，个人自荐合适一些，给你拿一张表，按上面的要求填写内容和准备相关材料，再报到我们这里，能否评上？要看个人的材料是否达到要求。”

袁领导事务多，我拿着表格和商业联社办公室主任的联系方式离开了。我衷心祝愿袁领导能步步高升，他是我唯一能随时联系、来往频繁、平淡相交的机关干部。都是同龄人，我不奢求他以后对我特别关照，只希望在我憋屈苦恼的时候，有个贴心的倾诉对象。

商业联社办公室的游主任对我很客气，他说他们单位一般在市电视台和报社做宣传，没有在市电台做过广告宣传，可以尝试一下。他让我写个详细的宣传策划方案给他，他报送领导审批，不用担心费用，商业联社有专门的宣传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