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陡然变重了，但她从未有过畏缩和胆怯，绝不会在乡亲们面前倾述自己的困难。她白天忙生产队里的农活，夜晚去临近的湖畔割芦苇，天亮前一捆一捆背回家，再编芦席换点家用；等到稻谷收割季节，她也是等待天黑后借着月光去地里拾稻穗，回家再碾下谷粒；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米下锅了，她顶风冒雪到离村子五里地以外的其他村庄乞讨……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往前度，母亲是一个既天性自尊又能适时放下眼前颜面的农村妇女。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亲性格耿直，能说会道，热心快肠，加上具有一定的觉悟，所以曾被推举为贫协代表。据说当时拟作为妇女干部培养，但她缺少文化，不识字，提干上不去。不过她有着很高的工作积极性，落实组织交办的事情有效率，苦累无怨。也因此，我大哥中学毕业后，被推荐为当地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职工。这些事，都是我长大成人后，母亲和我聊家常时告诉我的。

据说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学费免交，政府还会发放一点生活补贴，不过其他方面的开销需要自理，大哥知道家里困难，所以读书时非常节俭。每逢周末，大哥要么在当地的供销社找点搬运工的活路，要么约上家境同样困难的同学下湖泊采抽藕尖或摸鱼，卖给饭店换点小钱。等到放长假回家时，他就把生活结余和打零工赚来的钱交给母亲，而母亲每次只会给他备好一样东西：咸菜或腌萝卜。

70年代末，即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农村，父亲由此郁郁寡欢。因为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又多了我这张“小闲嘴”，父亲认为一旦实行包产到户，仅靠母亲和二哥两个人干活，超支问题会更加严重，家庭的生活将面临更大困难，他整天唉声叹气，积郁成疾，终于不治而去。

大哥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结婚成家时，大哥在乡下买了点杂木找木匠做了一张床和两个柜子，同事们赠送了一些日常用品，加上大嫂陪嫁的两口皮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家当。由于家境困难和路途不便的原因，家里没有人去县城参加他的婚礼。我上县城跟着他们生活之前，大哥和大嫂总共只回过两次乡下的家，一是结婚当年回家过春节（新媳妇见公公婆婆）；二是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三口回去奔丧。这无关良心与孝心，在那个年代，交通条件落后，下雨或下雪就出不了门，再者往返费用都要再三掂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好在，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艰难的岁月没有一如既往地往前延伸。50年代大哥和姐姐、60年代的二哥、70年代的我，历经三个年代，我们见证了时代的慢慢变迁。

第3章 那些年的错过与没错过

五

第二天，大嫂一早上班就在单位挂电话到生产大队的卫生所，把我已到县城的消息让人转告给了母亲。这样暂时平息了乡下母亲的怒火怨气和解脱了二哥的担惊受怕。

侄子刚上初中，大哥的要求开始严厉起来，他有做不完的作业和背不完的功课，没有过多时间与我交流，我也不能让他分心影响学习。但对我的重返，他表示理解，还安慰我，不要着急，等他爸回来想办法。

晚上，大哥出差回来了，他有点醉意，看了我一眼没理睬。大嫂赶紧接过他手上的提包，扶着他走进卧室，我随后就听到了大哥在发火：“他来干什么啦？花费了那么大代价供他读书学习，还到处托关系找门路，尽量选择好的学校让他就读，最后混成什么样啦？啊！我容易吗？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大嫂关上了房门，隐约听到她在劝慰着大哥，大嫂能猜到我再返县城的目的。

大哥再正式和我谈话是一周之后。此之前，我尽量少言语，主要是勤快做好家务，拖地、洗碗、晾衣、看书……

一天晚饭后，大哥让大嫂收拾碗筷，叫我跟着他出去走走。街上已是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一个接一个的临街商店摆满了玲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吸引着大人小孩驻足停留，年轻人都穿着漂亮时髦的衣裳，三三两两逗打嬉闹，路边的小商小贩用高亢而悠长的吆喝声介绍着自己的贩卖特色，空气中不时飘来水煮玉米和炉烤红薯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自行车的铃声不断掠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它和道路中间的汽车鸣笛声，以及道路两旁行人的欢声笑语合奏着县城小夜曲。这就是县城与乡下截然不同的生活气息与活力。

我随大哥拐进一条稍显安静的小巷，他点燃一支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沉默了一会后，问我：“你是什么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