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灵置若罔闻，径直走了。工人当他年纪小害羞，一阵哄笑着出去了。

他洗完澡回到宿舍，一进屋，就听到舍友在抱怨新搬进来的某个人——这在他们宿舍已是老生常谈。

厂里人员流动性很大，舍友也常变动。他们新换进来的舍友，据说家里有点关系，一来就做了线长——职位不高，只负责一条流水线，要么怎么说是有“点”关系。

可这厮显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仗着那点狗屁关系，在宿舍里也要作威作福。不是指责这个室友夜班回来动静太大，就是指责那个室友对他说话不够尊重。

张起灵倚在宿舍床头，疲惫地闭上眼，放松着手腕，不去理会这些纷扰。

他思绪飘得很远，把舍友们的谈话隔绝在外。

不知道此时此刻吴邪在做什么。

他这会儿已经高考完了，是不是去旅游了？去北京找他那个发小了吗？还是在家里玩红白机？他做什么都入迷，打游戏也是，不知道近视会不会加深。

他又想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吴邪信誓旦旦，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起初听到这话时还有几分不甘，可如今，他巴不得吴邪把“最好的”仨字去掉，或者把“朋友”一起捎带手去掉。

自己这样危险的人，走得近了，迟早有一天会把他害死。

成年后的张起灵生活满目疮痍，全靠回忆和想象缝补。

厂里每天都是单调的，仿佛在重复过同一天，时间却已经溜走好远了。

吴邪应该已经在读大一了。张起灵对吴邪会读浙大建筑系这件事丝毫不怀疑，仿佛他天生就属于那里。

张起灵对大学生活知之甚少，只有同事闲聊时，偶尔会听到说：大学生可轻松啦，每天只上几堂课，大部分时间去打球、去图书馆、去打游戏。如今想来，吴邪过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生活。

他们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18岁作为他们统一的度量衡。吴邪的青春从18岁起，渐渐走入一个缤纷的世界，而张起灵的青春，从18岁开始光速腐烂。

说回他们宿舍的线长。自打这厮来了以后，整个宿舍迅速划分成两个阵营：线长一派的，和不屑于舔线长那派，两拨人偶有口角冲突，碍于厂规，谁都不敢动手。

而张起灵自成一派，他谁也不帮，谁也不理，老神在在地望着天花板发呆，像个自闭症患者。

他和线长的上班时间刚好错开，平时宿舍里见不着人，他本身也足够没有存在感，自以为这样过下去，就不会招惹到什么事。

可他想错了。

那天还没走到宿舍，就听到一阵吵嚷声，和摔打东西的声音。

看样子，宿舍的两拨人，应该正式爆发武力冲突了。张起灵打心里厌恶，他走进去，想像往常一样翻身上床，却发现自己的背包掉在地上，拉链开着，里面东西全都被摔了出来。

床头放着的铁盒也掉在地上，已经被压坏了，里面木质的积木块撒了一地。地上不知道谁洒的水，脏兮兮，积木块全被泡脏了。

他试图去捡那些积木。这些东西本就不易保存，一泡水全报废了，即便晾干，也会有一股臭味。

高强度的劳作、提心吊胆的人生、晦暗不明的前路、无疾而终的青春都没能压垮这个少年的心性，此刻，散落一地的积木块，却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盏为他而亮的路灯，连同他们之间最后的、堪称联系的东西，被人为永久地被毁灭了。

理智苦苦维持的那根弦，啪地断掉。压抑不住的暴戾，在他内心疯狂滋长。

“谁干的。”张起灵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寒冬冰层下传来，冷得可怕。

第7章

被带到车间主任办公室以来，张起灵一直维持着同一种状态：站得笔直，垂着头，不吭声。

他犯的事被定性为斗殴。斗殴必然不止一名涉事人员，之所以只有他被带去办公室，是因为另外两位室友直接被拉去了医院。线长骨头应该断了，不知道断了几根。张起灵自己也有点意外，没想到这厮这么不禁打。

主任似乎很头疼，他眉毛拧成疙瘩，方言夹杂普通话发了好一通火。张起灵漠然地听着，一言不发。

按照厂规——别说厂规了，按照法规，这也得进去蹲几天。

张起灵以为自己应该会被开除，然后被送进去，留个案底再出来。到时候没有厂子敢要他，他就漫无目的在街上乱逛，半死不活地过，直到哪天草席一卷。

无所谓，他已经没什么值得在乎的了。

他幼时最在乎的，是他不良于行的叔叔，为此和左邻右舍嘲笑他叔叔的小孩没少打架；叔叔去世后，他最在乎的是学业，他本以为努努力，就能够到相对轻松的人生；后来学业以外，最在乎的又多了个吴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