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就比较惨烈了。

从升高三的那个暑假起，张起灵在家楼下、房门口，总会遇到一伙魁梧的男人，他们阴沉地盯着张起灵，面色不善。

据他们说，事情出在资助张起灵上学的男人身上。男人欠下巨款，如今不知所踪，雇主雇他们上门，没找到男人亲戚朋友的联系方式，却意外发现他资助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屁孩，怀疑他失踪前把资产转移到了张起灵名下，于是前来要债。

张起灵对此一无所知，他连学费都要发愁，上哪弄钱给他们。可要债的训练有素，拿不出钱就打，搅得张起灵上不了学，严重时连家门都出不去。

渐渐地，他发现这些人似乎并不像是催债的。追债的不可能盯着一个半大孩子骚扰——倒不是说他们有江湖道义，而是与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如把精力花费在追查男人的下落上。

他们周旋了几个月，被张起灵发现端倪。这些人打着要债旗号对他步步紧逼，像是要把他带到哪去似的，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绑架。

在这样高强度的围追堵截下，他仍然能够冷静筹划：找准机会，先是耍了些手段从家中逃出，利用时间差返回学校，为自己办理休学，而后坐上长途大巴，一路南下。

那时火车和公交还不用实名，他换乘好几辆大巴，中途还坐了趟火车，沿途从小桥流水变成热带风光，张起灵终于停下。

这座城市工厂林立，和杭州的风格迥然不同。杭州文艺气息更加浓厚，像个书生；这里却物欲横流，来往的人无论穿西装还是背心，都在谈论去哪里发财，对金钱的热爱直白到近乎赤裸。

从长途汽车站出来，空气中的热浪伴随人声鼎沸，一起朝张起灵袭来。四周充斥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他把背包换到身前，混迹在扛着编织袋的人群里，打量这座城市。

张起灵的行头很简单，只有身前这个双肩包，包里装有证件、现金、两三件衣服、一点生活用品，和一个小铁盒。铁盒里不知装了什么，一晃就哗啦哗啦响。

他背着包，穿过破落的城中村，在握手楼之间辗转腾挪，终于来到一扇门前。那扇门敞着，油漆在旁边的砖墙上，粗糙地写着“办证”两个大字。

从这扇门出来后，张起灵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那会儿查得不严，他就用这张20块钱办的假证，混进了城市里一间不起眼的工厂——他高中没读完，仅有初中学历；为躲避随时可能的追击，最好衣食住行都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工厂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归宿。

招工负责人趿拉着拖鞋，一手叉腰，一手夹烟，掀起眼皮上下打量张起灵，歪头吐了口烟圈，指了指其中一栋楼，让他去那里报到。

张起灵第一份正式工作：流水线普工，负责组装电子元器件。每周工作六天，两班倒，工资五百多块，包吃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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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高温塑料混合着有机溶剂的味道。大风扇在他斜后方较远的位置，风吹不过来，味道也散不去，隔着口罩刺激鼻黏膜。

他沉默地坐在工位上，拿过一块电路板，身体已被植入机械记忆，自动走流程：清洁引脚、擦拭氧化层、固定散热片和支架、依照次序焊接、套上绝缘套管、放入盒子，再拿过另一块电路板，日复一日。

进厂半年，张起灵比机器还像机器：运行稳定、从不请假、不知疲倦、永不抱怨。

在这里做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职业病，什么腰突腱鞘炎胃溃疡结膜炎，说出来都排不上号。严重点的是正已烷中毒、触电、或是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残，隔段时间120就要过来拉走一两个。

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加之气候潮湿，没过多久，张起灵伤过的左手腕就开始隐隐作痛。可惜这次不会有人认真地盯着伤口，小心翼翼地问：“疼吗？”

当然，他现在也不再是张起灵——假证上的名字，单字一个坤，于是厂里人要么叫他阿坤，要么干脆称呼他为哑巴。

精神肉体双重压力下，很多工人会利用一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外出放松。有人出去打牌，有人喝酒赌钱，有人去游戏厅，还有人去洗头房。张起灵的放松的方式很单一：大部分不上工的时间，他都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小铁盒被他放在床头，累了就打开看看，或者贴在耳边轻晃，听里面清脆的哗啦声。

那天他下了工，正往回走，被人从背后叫住。那人皮肤黝黑，嗓门粗而大，问他：“阿坤，要不要一起洗头？”

旁边的人附和：“走吧，带你见见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