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戈随着人流挤出车站，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穿着最普通的旧工装，帆布包斜挎在身侧，里面装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干粮（馒头咸菜）、水壶，以及最重要的“三把钥匙”。

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混乱的环境——拉客的摩托车（“摩的”）、举着简陋牌子写着“住宿”、“带路”的人、还有几个眼神飘忽、在人群中逡巡的身影。

深吸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后，他没有理会任何搭讪，凭着在清华园研究地图和简报形成的模糊方向感，大步朝着记忆中的“上步工业区”方向走去。

特区初建，道路泥泞，两旁是热火朝天的工地，脚手架林立，搅拌机轰鸣。崭新的厂房与破旧的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奇异而充满活力的图景。

他按照名录上的模糊地址，首先找到了“南华电器”。所谓的“厂”，其实更像一个稍大的作坊，铁皮顶的棚子，里面传出机器的嘈杂声。门口连个像样的牌子都没有。卫戈走进去，说明来意。一个穿着油腻工装、操着浓重潮汕口音的中年人接待了他。

“电风扇？有啊！要多少？”中年人很热情，带他看成品。几台台扇摆在地上，油漆粗糙，牌子都没听过。卫戈拿起一台，插上电（旁边有插座），风扇转了起来，但噪音很大，伴随着一股淡淡的塑料焦糊味，而且摇头机构卡顿。

“多少钱一台？”卫戈不动声色地问。

“批发价，四十五！”中年人伸出四根手指。

卫戈心中冷笑。四十五？这种质量，在北京卖三十都够呛！他摇了摇头：“太贵，质量也一般。再看看。”果断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中年人带着方言的嘟囔，大意是“不识货”。

接着是“宝安塑料制品三厂”。厂子倒是不小，但门卫听说他要找电器外壳，直接摆手：“我们是给固定大厂配套的，不零卖，更不卖给个体户！”吃了闭门羹。

卫戈的心沉了沉。信息有偏差，现实比纸面残酷。他拿出笔记本，看着最后一个线索：“华强电子厂，引进日本三洋收录机散件组装线”。地址更模糊，只写了“福田一带”。

他一路打听，走走停停，在尘土飞扬的土路和刚刚铺上沥青的新路间穿梭。汗水浸湿了后背，脚上的旧胶鞋沾满了泥泞。临近中午，终于在一片刚刚推平的空地旁，看到几排崭新的白色厂房，门口挂着“华强电子有限公司”的牌子。厂房很新，门口有保安，看起来正规多了。

卫戈心中一振，整理了一下衣襟，走上前。保安拦住了他：“干什么的？”

“同志您好，我是北京来的，想找厂里采购科的同志，谈点业务。”卫戈拿出那张深红色的营业执照副本，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正规可信。

保安看了看执照，又打量了一下卫戈朴素的衣着和风尘仆仆的样子，脸上带着一丝怀疑：“采购科？我们厂现在主要是组装出口，内销的份额很少，而且…”他拖长了调子，“一般不接待你这种…个体户。”

“个体户”三个字，带着熟悉的轻视。卫戈的心又往下沉了沉。但他没有退缩，反而挺直了腰板：“同志，政策鼓励流通，个体经济也是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我们店虽然刚起步，但诚意十足。麻烦您通报一声采购科的领导，就说北京来的，想谈谈录音机的进货，哪怕量不大，交个朋友也好。”他话里软中带硬，抬出政策，也暗示了“北京”的背景。

保安犹豫了一下，也许是执照上的红章起了作用，也许是被卫戈沉稳的态度说服。“等着。”他拿起门岗的电话，拨了个内线号码，低声说了几句。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灰色“的确良”中山装、戴着眼镜、约莫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胸前别着“采购科”的工牌。他打量了卫戈几眼，目光在营业执照上停留片刻，开口道：“你就是北京来的？想进录音机？”

“对，同志您好。我叫卫戈。”卫戈伸出手。

男人没有握手，只是点了点头：“我姓李。我们厂现在主要是组装出口日本的单卡收录机，用的是三洋的散件，质量是没得说。不过内销的份额，厂里卡得很死，价格也高。”他语气平淡，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

“李科长，”卫戈立刻用上了敬称，“质量好才是根本。价格我们可以谈。不知道内销的机子，什么价？能看看样品吗？”

李科长沉吟了一下：“样品可以看。价格嘛…”他报出一个数字。

卫戈心中咯噔一下！这价格，比他在北京百货大楼看到的国产名牌录音机还要贵一大截。加上运费、损耗，卖出去根本没有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