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零:从炮灰到首富(149)
卫戈望着深邃的夜空,嘴角勾起一抹冷峻的弧度:“风来,借风扬帆。箭来…”他顿了顿,语气狠厉,“那便折箭为弩!”
他心中那幅蓝图的下一个坐标,已然清晰:广州,更高处!而这一次,他将携“示范点”的东风,带着更雄厚的资本和更明确的目标,去叩响真正属于“利民”品牌的大门。
第141章 东方红服装厂
银行账户上,展销会和日常销售带来的丰厚现金流,在积蓄着力量。红星服装厂的缝纫机日夜轰鸣,第二批五百套蝙蝠衫和喇叭裤正源源不断下线,“红星利民”的联合小标签,是卫戈在本地供应链上踏出的坚实脚印。
但这远远不够。
卫戈的目光,早已越过北京的胡同和红星厂简陋的车间,再次牢牢锁定了南方那片沸腾的热土——广州。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高第街档口那些做工粗糙的仿版,而是更高处。
费明远书桌上的地图再次铺开,红笔圈住的区域旁,多了几张崭新的名片和剪报:
“东方红服装厂(国营,原‘大华制衣厂’)——厂长:刘振邦”
“羊城晚报剪报:国营东方红厂寻求技术合作与代工订单,探索改革新路”
“港澳经济动态:港资服装品牌寻求内地代工厂,品质要求高,报价优厚”
“东方红,”费明远修长的手指点了点名片,“老牌国营厂,底子厚,设备相对先进,但机制僵化,负担重,现在日子不好过,急于找米下锅。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品控,远超阿豪那种小作坊。如果能拿下他们的代工资格,或者建立稳定合作,将是‘利民’品牌向上突破的关键跳板。”
卫戈深以为然。他拿起那张剪报,上面东方红厂寻求合作的措辞带着国营厂特有的矜持与急切交织的矛盾感。“这是我们的机会。用北京服务社的‘红帽子’开路,用包销订单的‘真金白银’敲门,用他们对改革的渴望做支点。”
他的行囊再次准备就绪,但内涵已然不同:
贴身内袋,依旧是那枚如同尚方宝剑的服务社大红章介绍信,以及一张存有巨款的银行汇票(部分资金)。
帆布包里,除了必备品,多了几件红星厂最新生产的、带着“红星利民”标签的蝙蝠衫和喇叭裤样品(作为实力证明),几份精心装订的、盖有利民杂货店印章的“意向采购合同”(空白金额,但品类、数量、质量要求写得极其详细规范),以及费明远整理的关于东方红厂历史、产能、技术特点的分析简报。
他不再是单纯的采购者,而是带着订单、背靠“官方”示范点、寻求建立稳定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广州的空气,依旧湿热粘稠,卫戈直接跳上了开往市郊工业区的公共汽车。车窗外的景象逐渐变化,低矮的商铺被高大的厂房和围墙取代,烟囱林立。
东方红服装厂的大门颇具时代特色,高大的水泥门柱上刷着褪色的标语,铁门紧闭,只有旁边的小门供人出入。门卫室的老头戴着老花镜,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穿着合体夹克、气质沉稳却明显带着北方口音的年轻人。
“找谁?”门卫的声音带着粤式腔调的公事公办。
“您好,找刘振邦厂长。”卫戈递上自己的名片和那份盖着服务社大红章、措辞正式的介绍信,“北京海淀区青年就业服务社合作示范单位,‘利民杂货店’负责人卫戈,与刘厂长有约,洽谈合作事宜。”
“北京?服务社?”门卫狐疑地接过名片和介绍信,目光在那枚鲜红的圆形公章上停留了几秒。这玩意儿在广州不常见,但那份“兹证明…请予接洽为盼…”的官方口吻和醒目的红印,让他不敢怠慢。他拿起内部电话,拨通厂长办公室,用粤语低声通报。
等待的时间不长。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戴着套袖、约莫四十多岁、面容严肃刻板的女人从小门里快步走了出来。她是厂办的王主任。
“卫同志是吧?刘厂长在开会,让我先接待您。”王主任的语气客气但疏离,带着国营厂特有的矜持。她快速扫了一眼卫戈的名片和介绍信,尤其是那枚服务社公章,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重视,但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请跟我来。”
穿过空旷的水泥地广场,进入一栋略显陈旧的办公楼。王主任将卫戈带进一间简陋的会客室,只有几张旧木沙发和一张茶几。
“卫同志请坐,喝茶。”王主任倒了杯白开水,放在卫戈面前,“您说的合作,具体是指哪方面?我们东方红是国营大厂,主要承担国家计划任务,对外合作…需要很严格的审批流程。”她先抬出了“国营大厂”和“国家计划”的牌子,无形中给卫戈一个下马威,暗示个体户想跟大厂合作,门槛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