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

“请进。”门内传来一个略显低沉、带着上位者威严的声音。

卫戈推门而入。办公室不大，陈设简洁，透着一股老派干部的严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他面容方正，法令纹深刻，此刻正从一份文件上抬起目光，审视着走进来的卫戈。正是副局长胡兴国。

“胡局长，您好。”卫戈的声音是恰到好处的恭敬，“我是卫戈，‘利民杂货店’的负责人。冒昧打扰，是受费明远费老师引荐，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

“费教授的学生？”胡兴国锐利稍敛，但审视的意味丝毫未减。用下巴点了点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坐吧。费教授电话里提过一句，说你有重要情况反映？关于个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他语气平淡，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显然对费明远的面子买账，但并未放松警惕。

卫戈依言坐下，腰背依旧挺直，没有绕弯子，直接亮出第一张牌——身份牌。

“胡局长，‘利民杂货店’是海淀区XX街道青年就业服务社的重点合作示范单位。”他开门见山，将那份盖着服务社大红章的介绍信轻轻放在王建业的办公桌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服务社指导下，努力探索个体经济服务社区、促进就业的新路子。上个月的便民展销会，服务社和街道领导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点出“服务社”、“示范单位”、“街道领导评价”，将自身置于政策正确的高地。

胡兴国眼神微微一动。服务社这块牌子，分量不轻。他拿起介绍信，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的线条似乎柔和了半分，但语气依旧审慎：“嗯，服务社的示范点，是新生事物，值得鼓励。你们做得不错。有什么困难？”

铺垫到位，卫戈立刻亮出第二张牌——诉苦牌与证据牌。

“感谢胡局长的肯定。我们确实想踏踏实实把示范点做好，为街道分忧，为百姓服务。”卫戈语气诚恳，随即话锋一转，面露沉重，“但是，王局长，我们目前遇到了一些…人为的阻力。这些阻力，不仅阻碍了我们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严重影响了服务社示范工作的推进，甚至…让一些原本可以解决的待业青年安置问题，变得困难重重。”他将个体困难与服务社工作、社会就业深度捆绑。

“哦？人为阻力？具体说说。”胡兴国的眉头皱了起来，身体微微前倾，显示出关注。

卫戈没有直接点王建国的名，而是用一种客观陈述的语气，将王建国自“利民”开业以来的种种刁难行为，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来：

从最初租煤棚时的故意设卡、拖延；

到办理营业执照时的百般刁难、索要“好处”未遂；

再到后来日常经营中，以“检查”为名频繁干扰，鸡蛋里挑骨头；

最后，重点描述了近期发现王建国派人暗中盯梢库房、意图不明，以及其纵容甚至可能指使手下，对与利民有业务往来的小批发商进行“劝诫”和威胁，导致部分合作中断。

每一件事，卫戈都力求描述具体、时间清晰，并隐晦地点出王建国行为背后的动机——对个体经济的敌视，对“红帽子”加身的利民的嫉恨。他语气平静，但措辞精准，将王建国塑造成一个阻碍改革、破坏稳定、滥用职权的典型。

“胡局长，”卫戈最后总结，“我们理解工商部门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性，也愿意接受任何合法的监督。但是，王建国股长的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监管的范畴。这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和滥用职权！长此以往，不仅寒了我们这些响应政策、努力经营的个体户的心，更会让服务社的示范工作举步维艰，让更多待业青年失去宝贵的就业机会！这…与当前国家鼓励搞活经济、解决就业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他将王建国的个人行为，直接拔高到了对抗国家政策、破坏社会稳定、阻碍改革进程的高度，字字如刀，句句诛心。

胡兴国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镜片后的目光越来越沉，越来越冷。当卫戈说到“纵容手下威胁合作商户”、“导致待业青年安置困难”时，他敲击桌面的手指猛地一顿！卫戈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动作。

胡兴国靠在椅背上，锐利的目光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射向卫戈，似乎在判断他话语的真实性和动机。

卫戈坦然迎视，眼神清澈、坚定，没有丝毫闪躲。他拿出最后一张牌——投名状与未来牌。

“胡局长，我知道空口无凭。”卫戈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档案袋，轻轻放在办公桌上，推了过去，“这里面，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相关商户的书面情况说明（隐去姓名），以及我们店被‘特殊关照’的部分记录（时间、人员、事由）。还有一些…关于王股长个人作风问题的…街谈巷议（模糊处理，点到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