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每一根丝缎，都似突然将我勒紧，割出一道道疼痛的罪恶感来——

哀民生之多艰。

而我们的出现，与这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许多人直直地盯着我们，我身旁的郑正卿，不由紧张了起来：

“妹妹，此地常有强盗小偷，不如白天再来。”

我看看手中的地址，问那车夫：“还有多远？”

那拉车的回头：“一条街。”

我对郑正卿道：“既已到此，把人找到了就立刻回去……”

话音未落，我们的车，突然被一群乞讨的孩子拦住。

“行行好吧！”

一大群孩子，挤在我们的车前，拦住了去路。

黄包车夫甩着手：“去！去！” 要将他们驱赶。

那一双双无辜的大眼，在面黄肌瘦的小脸上，显得这样突兀。孩子们穿着的衣服，破破烂烂，露出他们根根分明的肋骨。

车夫打骂驱赶着他们时，孩子们却似没有痛觉般，仍旧往前挤着。这是流浪幼兽的挣扎，只为求存，只为能活下来。

当中一个孩子，特别瘦弱，却挤在最前面。

他被打得最狠，拿着破碗的手——

却始终高高的举着！

我心里不由酸涩，忙止住那车夫：“快别赶了！”

我拿出怀中的钱包，对孩子们道：“这个给你们……”

“妹妹不可！” 郑正卿阻拦不及——

那个最瘦弱的孩子，闪出小狼般的光芒：“钱！她有钱！”

一句话，像是一种凌厉的信号，唤醒了这一条街的之人。

那些原本躺着的流浪汉，也似从无知无觉的睡眠中，突然醒来。

“行行好吧……给点钱吧！”

乞讨的汹涌人群，朝我们淹没而来。

我已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可这乞讨的人潮未退，还在不断向我们伸手。

我突然觉得好无力：积贫积弱，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变。

我只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小人物，我能改变些什么？

此时郑正卿见事不对，对那车夫道：“快走！”

车夫抬着我们，左冲右突。但无论车往哪个方向，都被挤得回了头。

越是危急，越要冷静——

我将头上的簪子拔下，隔空递到那个最瘦弱的孩子手中：

“带我们离开这儿，还有更多！”

那个孩子惊异地看着我，他一下跳上了我们的车。

所有孩子里，他看起来最拼，也最愿意为钱卖命——

“往那边走！”

车夫听着孩子的指令，往一个角落处奔去。

奇迹发生了。

那些人们，一见车往这个方向去，竟都停住了脚步。他们就像是被某种咒语制住一般，都站在了原地。

我们的黄包车，就这样脱身了。

黄包车往深巷中走，我却觉得有些诡异。

这是什么地方，贫民们竟都不敢到来。

郑正卿低声道：“此处应是教会医院。”

我有些吃惊：“那怎么没人敢来？”

郑正卿压低声音道：“应是传染病的隔离区。”

我的心，直往下沉：此时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对于传染病，闻之色变。

这孩子也是胆大，竟敢把我们往这边引来。

“两位，再往前就没路了。”

车夫停下，眼前是个死胡同。

我们对望一眼，只得下车。

那瘦弱的孩子向我伸手，我将左腕上的镯子，摘下给他。

他接过镯子，转身要走时，我才发现，他是光着一双脚——

这孩子的脚，生得特别的大，上头还有被擦破的伤痕。

我将那孩子叫住，他警惕地看着我，我将右腕上的镯子，也摘了下来：

“买双鞋穿吧。”

那孩子有些意外，他点了点头。

我读着郝思倍的地址，就是这条街：可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箱，用以收信之用。

显然，这只是一个通信地址，没有住人。

我不由困惑：“那郝思倍，到底住在哪里？”

那孩子本已走到不远处，他突然回头：

“你们要找郝思倍？”

月光下，那孩子的眼中——

却是小鹿般、晶莹的光。

*

我们所在，是一条河边。

幽暗水面上，是一条又一条的木船。

而那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上，却有一盏盏微弱的灯。

船上坐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有人在锅里炒菜，有人在缝补着破旧的衣服。

有人抱着哇哇哭叫的婴儿，在那船头月光下哄睡。

这样的场景，我只在前苏联于1949年，替中国开国大典时拍摄的纪录片里看过：

这是旧上海的山水人家。

旧中国时，许多穷苦的人们没有了住处，只得被逼到了水上。

他们在陆地上，没房没地，只得一家老小，住到了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