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出来，一阵风过，裴清璋先是帮母亲把披肩裹得更严实了， “走吗？”她问，“要不咱们坐车？”

母亲摇了摇头，“这两天感觉不错，还能走，我们走吧。”

可说是这么说，刚走两步，风一吹，母亲立刻站住了，要不是有她扶着她感觉母亲都要倒下去，“咱们还是坐车吧。”也没征求同意，直接招手拦下一辆黄包车。左看右看不见第二辆出现，她于是让母亲先回去，自己拿着东西后面来，然后把车资提前付了。

汤玉玮之前说陪着来，被她拒绝，理由是，第一摩托车坐不了三个人，第二加油不容易，第三——这天气健康的成年人适合坐摩托车，母亲不适合。

她把多带的大披肩给母亲当摊子盖上之后，站在原地目送黄包车远去，手里还拎着包，里面还装着水壶和两条备用手帕。等到了那边，多收了车资的车夫会去叫女佣出来接母亲。她说了，不管母亲是否同意、会不会坚持自己可以所以直接下车走过去，车夫都要这么做。

希望的确会。应该不至于不会吧？不过母亲的确也能走。比前阵子好。她也就可稍加放心，利用这段时间去买药。这样省出来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多翻译一些稿子，多做一些别的事情。

她的每一分钟都要这样仔细规划，唯其如此追求在每一分钟都做最好的决策，才能最大化地利用每一分钟，转换每一毫厘可以转换的经济利益。

当然这是最好的计划，计划内尚且要保留做不到的那个部分。何况计划外。要是计划外出现了，她只能跟着计划外去调整，有时候调整得费力，亦步亦趋地追就像用有限的收入追无限上涨的物价。

母亲的病是从计划内来到计划外的，而且渐渐有了野马脱缰的趋势。从她记事起，她就知道她的母亲是“先天体质弱”、“生下自己之后身体更差”——这话说的好像是生下她是一种罪孽一样，因为第一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第二因为她带走了母亲的健康而使得父母不再有孩子，父亲拒绝纳妾也就没有了继承香火的人，第三，因为前两点，父亲流连烟花，母亲感到被抛弃，心境日益抑郁，随着年岁渐长变得偏执：这些都可以怪她。

她早前总是抱着对此类观点的里外一致的反对和抵制，现在有了阅历，反观内心，知道自己表面上当然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但心底多少也觉得是这样一回事——不然呢？要不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对母亲心怀愧疚、哪怕是在母亲最无理取闹的时候？

她印象中母亲一直有食不下咽的问题。只是自己还小的时候似乎没人把这当回事，尤其是母亲自己，觉得很不要紧，少吃点正好每年不用放大旗袍，而且几十岁的年纪身材依旧好，多少有些骄傲。结果前阵子，母亲突然大病一场，先是莫名发热高烧，接着全身疼痛，恶心呕吐好不容易被压下去，食欲不振就接踵而至，上腹胀痛一直不缓解，几日之后又变成腹泻——这还说不好是病的还是吃了通便药该有的结果，总之一发不可收拾，她实在看不下去，和汤玉玮一道强拉母亲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是乙肝。

乙肝？

是。

她努力站住了，不要摇晃，实际上已经不能判断自己有没有在摇晃。

现在情况严重吗？

现在嘛……

其实只有一半的意识在听医生说话了。但要等到汤玉玮来，问她，她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记住——不能复述，整理不起来——又要等到汤玉玮从医生那里回来，她才想起来自己之所以不能复述，是因为精神打击，是因为医生说到了很多要用的药、也要说到了基本上都没有，然后婉转地问她能不能弄一点。

她是有渠道，还很可靠，但是不一定都能弄得到，最重要的是，不一定能支付得起治疗个好几年的价钱。

等她镇定下来，两人又一道去见医生，末了得到的答案是，弄药不容易，先吃点中药吧。

医生说这话时并没有别的表示，只是用略带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她们两个。她当然明白那种打量，没有别的意思，大概好奇她们是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至少在钱的层面上。

是这样吗？不完全是。不是吗？其实也是。

药店到了。西药她问了问，有的极少，价钱又涨了一些。一开始想着这药吃了也不过缓解症状、就不想买，转念又觉得除了缓解她还有什么能做的？治疗、缓解，都在医院，医院之外——

你可以给你妈妈增加营养，养好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吃点药。

医生这么说。她把药买了。然后出门，正好撞见一辆黄包车，却没有拦下，选择走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