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其实很想说，真要跳楼的人，直接就去了，搁这儿和我吵吵啥呢？

然而听自己的两位同事，也没有在做有价值的事。负责做薪酬的，一昧据理力争，说着薪酬那一套基本、基数、扣减、绩效等等大部分时候只有老板和HR理解的术语。另外的那位男士，好像和闹事的大叔同时性转了一样，像菜市场妇女一样只是比声高。

她饶是心里反感一切吵吵自己要跳楼的人，还是不能纵容一个人真的气到去顶楼，毕竟她认得这个大叔，工程部的，真上得去，而且劲儿不小，一会儿拉不住咋办？

骂是骂不到她头上，但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她走到三人中间，分开，两手轻轻摁着大叔的肩膀，完全罔顾是非，满嘴“好好好”“对对对”“咱们走”，用乱哄的方式连推带骗把人带到了隔壁会议室，路上不忘对跟出来的其他同事做个手势，请她们泡茶来。然后门虚掩，人一坐，先端正态度听大叔骂自己，骂整个部门，“你们这个样子！你们居然这样对我！”她就报以“消消气”，顾左右而言他地略过事实，说着什么年轻小朋友不了解情况、沟通方式不好：“您别气啦！气坏了不值当啊胡师！”

好，这句话算是说对了，话题竟然真的被她扭转到“气坏了”这一点。大叔发脾气的重点变成了“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历数自己生了很多病，胃不好，还失眠，和老婆吵架，天天一把一把吃药，“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逗哏的客串捧哏，最喜欢找到话头，她一面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刚刚收到消息的另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同事开会归来、拿着工资条和这位大叔仔细掰扯他主张的钱发少了的问题，一面是真心关注一个仅仅是快要退休的大叔怎么开始一把一把地吃药——“怎么了您，胡师？怎么就一把一把吃药呢？”

听她的口气，那“一把一把”是欧美影视里中老年白人药物滥用时才有的可怖场景，“把”都不能算是合适的量词，其实是论勺。

大叔开始说自己的胃如何烧心，她用顺竿爬的话术、诚恳的语调和关切的眼神，说这可能是反流性胃炎，得赶紧看，不能乱吃药，不然没用不说，“食道烧坏了咋办！”大叔不知道接受到这忠告没，接着说自己失眠的事，说安眠药也是一把一把吃。她立刻摆出严肃表情，说该去就医就得就医，精神类药物不能随便吃，虽然心知大叔买的绝对不是处方药。

就是一个拖延时间，顺路安抚情绪，只要稳住，等到解释来了，就没事了。

大叔接着说自己如何和老婆吵架，她只能安抚，一起叹气。大叔说老婆嫌弃自己几十年不涨工资，原先觉得自己挣得多，现在嫌弃自己，这一次又觉得还不如之前多（其实少了多少呢？她事后看了看，不到三百），打牌回来就一直在骂自己……

说着大叔竟然掉眼泪了，她满屋找纸——这可真是没想到。她想了想这算不算是自己情绪安抚的成功？也许是吧，甚至是自己的亲和力的成功。只是看着一个一身横肉、满脸凶相的中年男子在一个年轻姑娘面前掉眼泪，她就算成功，也觉得心疼。

后来同事当然如她所说带着工资条来了，也发现了问题，现场给部门的负责人打了电话，解决了这因为谁都不知情所以漏算的绩效分数，大叔下个月就会拿到少了的钱——圆满解决，大叔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她回到办公室，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大家聊起来整件事来龙去脉，算是人力资源部门惯常有的八卦交流。说着说着不免说起其他的故事。有一直不肯进步蜗居一隅、结果现在需求消失岗位也面临消失的无奈故事（活像在北京看自行车车棚的大爷们），也有自己体弱儿子智障、母子相依为命结果母亲患癌后只好带着智障儿子一道自杀的凄惨故事——祁越记得，那是个区公证处打来的电话，找她们确定这位母亲在世上还有没有亲人可以继承她不算值钱的房产，否则就要充公了。

大家都在感叹活着的不易，都理解退休工资带来的差异和这种差异的历史根源，都可怜这些再简单不过、再普通不过的劳动者，但又真切地知道这样简单地出卖劳力很容易被社会淘汰。

不曾亲历但是听说过的滥发金钱与实物的疯狂时代，使得一群原本不该生活得这么随顺的人活得很滋润，意识不到对于他们来说是危机的变革的来临。当好时光过去，得到的一切都要还，一切都有代价，甚至日渐高昂，叫人支付不起。

从这一点来说，社会主义还是比当今的资本主义好些。英语国家爱讲的“社会支持”，说到底还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来得好些，比如自己那年去移交见过的社区。资本主义无序发展，把世界折磨成这样，简直是“百废待兴”，政府的二次分配作业做不完，事情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