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点点头，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发达的经济，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开海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

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乡下地主，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时代，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贾府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家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

从吃的到用的，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

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

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

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

分工，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

就连一些温饱家庭，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

最早开放的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

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这就是“人才”的重要。

苏泽说道：“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驱动他们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上级的考核。”

申时行本来想要说一些大道理，比如民为邦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话。

可是他很快也发现，这些道理根本就说不出口。

他也担任过地方官员，自然知道地方官员的想法。

即使是在最讲究“主权在民”的东南，驱使地方官员进步的主要动力，依然不是治下百姓。

治下百姓重要，但是能够让地方官员进步的还是政绩。

换句话说，政绩就是衡量官员进步的标准，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意愿，但是也和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徐渭的领导下，吏部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地方官员考核办法。

通过量化考核，将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都纳入到了这个体系中。

而这个考核标准和考核结果也会每半年发布一次，在同省和同府内进行排名。

也是因为这个考核标准，才让东南的地方官员都特别卷，都努力发展本县的经济。

因为考核靠前就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就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施展政治抱负。

苏泽说道：“主观上，驱使东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各地的竞争。”

“只要考核比周围县要好，县官才有进步的希望，本府考核要比省内其他府要好，知府才有进步的希望。”

“整个体系还是自上而下的。”

“但是一个县的财力也都是有限的，比起兴建道路和发展工商这些立竿见影的事情，发展文教反而是一件短期内看不到结果的投入，甚至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很多经济上还不够发达的地区，地方官员更缺乏发展文教的动力。”

申时行点点头，他主管教育，苏泽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教育越来越向发达的地区集中，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次外省吏员争夺岗位的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地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在考吏员这件事上的爆发而已。

申时行立刻问道：“那大都督肯定是有了解决的良方了？”

苏泽说道：“良方算不上的，只能说是解决的办法。”

看着申时行急切的眼神，苏泽说道：“转移支付。”

第505章 自由即不公

申时行突然说道：“大都督，您的意思是让发达省份的收入去补贴那些内陆省份？用补贴的钱让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发展文教这类短期内看不到发展的事业？”

苏泽点点头，申时行说道：

“可这样一来，南直隶、浙江和福建的官员百姓就有意见了，咱们不是主权在民吗？那些制宪会议代表肯定要吵吵了。”

随着报纸的普及，一些制宪会议代表也开始利用报纸来推动民意。

不少人都在报纸上开设了专栏，甚至有人专门在报纸上开设栏目，搜集地方民意。

虽然从目前来说，制宪会议还只是一个摆设，目前官员的任免依然是大都督府任命的，以苏泽在任的威望，区区制宪会议根本无法抵抗苏泽的权威。

别说是苏泽，如今内阁大臣也都是随着苏泽创业的，他们的威望也足以压住制宪会议。

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

而且制宪会议代表们可以闹出动静，倒逼官府处理一些热点问题，这也让很多官员有了监督，确实是一种进步的制度。

申时行还有一点没有说，在苏泽的主权在民学说下，民间也开始出现新的思潮。

随着苏泽打开了学术禁锢的开关，各种思潮都涌现出来。

而报纸的出现，也让各种学说传播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