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顾人仪上任半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开始了当初和顾佐的约定——下江南。

这是自正德十二年、十七年之后，皇帝第三次下江南。

尤记得十二年时，他初次抵达南京皇宫，还吩咐过要将宫城仔细维护好，以备他再次驾临。

这样，南京皇宫在正德朝终于重获生机。

眼下已经是十月了，这个季节南下，那肯定是要在南京过年了，冬季太冷，出行毕竟不便。

也因此，此次南下的准备也十分充分。

首先就是人数众多。

考虑到要在南京过年，所以皇帝还把自己的老母亲张太后也一起带上。

张太后可是个长寿人，历史上他一直到嘉靖二十年才去世，而且嘉靖皇帝对待她并不十分热络，就在这种状态下还能熬过七十，这也不是寻常人物了。

现在皇帝是她的亲儿子，而且国家形势大好，膝下还有那么多孙子孙女，她状态是更加的好了，虽然已经五十八岁，但慈眉善目，脸色红润，吉祥着呢。

现在朱厚照用顾人仪，恢复传统儒生概念里的治国之法，所以说他也把张太后带着，正好显现一个仁君孝子的样子。

说到底其实也就这么回事。

此外，皇帝还将自己的宠妃一股脑全带上了。

包括夏皇后，贤贵妃（老三生母）、顺贵妃（老四生母）、敬贵妃（老五生母），还有宁妃、昭妃，以及近几年刚入宫，因为年轻而侍寝较多的惠妃宁氏、容妃叶氏。

这些人都带上了，孩子们也不好落下，

老大奉旨监国，走不了。

老二不在，老三带着老四去蒙古了，

剩个老五载壡，朱厚照必定是要带上的。

至于公主，他的三个年纪最大的女儿都已经嫁人，跟着驸马都尉在京师过日子呢，剩下的那些若是年纪太小就算了。

只有一个秀雅公主，和老五差不多的年纪。

她是夏皇后多番努力之后生下的，连生两个女儿之后，夏皇后身体有亏，这些年来就没再怀孕过。

除了后宫以外，皇帝还下旨要少府令范玉昌、户部尚书姜雍、兵部尚书张经、产业部尚书邢观和新任吏部尚书蒋冕随驾。

蒋冕原是吏部侍郎，因为张璁倒台，王琼、路忠铭等一票官员纷纷去位，所以他算是接替了这个位置。

一代新人换旧人嘛。

此人在历史上是正德、嘉靖年间的重臣。

嘉靖皇帝一度对其比较倚重，并评价他‘忠诚端亮，内外推重’。

总得来说是个稳重、端庄又正直的官员，属于科举体质下培养出来的典型产物。

皇帝带这几个人也是有讲究的，少府和户部是钱袋子，产业部是因为他此行要到杭州召开产业大会，至于吏部尚书么，其实是他知道此人和载垨走的近，所以不愿意把他放在京师。

否则翻过了年回去一看，不知道多少人会被换了。

到那个时候，他要是全部推翻，那载垨脸面无光，外人也会说皇帝对儿子太过苛责。

可若不推翻，载垨和他的人马就会收到错误信息，以为这样没关系，最终变本加厉。

这两种，哪个都不好，还不如让蒋冕跟着他去南京算了。

至于带兵部尚书，那是因为国家还有战事，所以这个人缺不了。

原来的兵部尚书是桂萼，严嵩走后，他接了总理外务官的位置。

而张经是原来的兵部侍郎，当初老三去吕宋时，皇帝也派他一起的。

吕宋取胜以后，出征官兵个个有赏，张经自然也不能缺了。

历史上的张经也是比较有‘军功’的文臣，所以他出任兵部尚书完全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很特别的安排，

就是皇帝把内阁两位阁老，顾人仪和王廷相全都带走了。

这个安排在前几次的皇帝出巡当中从来没有过，以前是至少也要留个首揆在家‘看门’。

这次则不管了。

背后的缘由有些耐人寻味。

所以真正有些失望的就是载垨，

内阁、户部、吏部、少府全都带走了，让他监的什么国？难道去断个寡妇守不守节的‘大案’吗？

但没办法，他刚被皇帝收拾过，现在属于夹着尾巴装乖的阶段。

到了十月初六日，皇帝正式起驾，

天子龙辇是队伍庞大、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从北京城中走出。

国家像这样强盛，朱厚照也就没省马车这样的小钱，他的座驾乃是八匹透黑精壮的大马所拉，车厢长两丈有余，内里分出了两块独立区域，最前方是放着书案，用于处理政务，后面用木门相隔着的是一个宽而软的大床，供他在路途中休息。

这两个区域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小窗，而轮子则是前二、中四、后二的格局，至于帘子和木头的用料装饰则不必多言。

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乾清宫。

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容得下七八名臣子。

至于路途颠簸也不必过多担心，两京大道已经被修整过了，虽比不得现代高速公路那样丝滑，但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有不适的感觉。

而因为天子出行，封路则是不可避免的操作。

朱厚照没在这方面为难负责他守卫的神武卫将士们，不然万一有什么意外，那不仅对他个人安危造成威胁，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朝堂出乱子。

当然，这样的缺陷就是外面的景色会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一眼望过去的平坦耕地，刚出紫禁城还觉得新鲜，走到保定就已经不想往外面看了，而是听着自己的臣子说些具体的事。

这期间，邢观和姜雍所主张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主意。

其实也不算正式的论政，更多的是一种论学，话赶话谈起的。

邢观说：“当年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最大的缘由是出于北方防务的考量，以天子来守国门。百余年前，大明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方。所以那番考虑自是恰当。

但时移世易，皇上文治武功，冠绝古今，北方蒙古余孽已不足为虑。不仅如此，自博望侯出使西洋以后，上下始知当今世界之势是航海大业浩浩汤汤，不可逆转。尤其是产业强国、产业立国的观念显然更适合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大明。

大明又与南洋和西洋诸多国家往来通商，现在的海上船只如过江之卿，由此而知，国家的重心会在几十年间由北方转向南方，而且陛下也说过，今后大明的主要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海上。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将都城迁往南京？”

邢观也不是特意在向皇帝上奏，或许是这一次正好是出发前往那里，所以他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但他这么一讲，其他人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对待的神色。

与此同时，朱厚照则在心中想着：当年朱棣要迁都北京，也有政治考量。

他对建文皇帝的削藩之策大加批判，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得削藩，这是不可更改的政治格局，不削藩还得了？

但他造反的时候，肯定是说我是太祖皇帝封的九大塞王之一，身负戍边之责。

哪怕当了皇帝，也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朱元璋给他的，那么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自然就是这个政治逻辑下的产物。

上一世朱厚照并不会这么考虑，哪怕去看历史，也是觉得朱棣大概还是考虑军事因素，考虑了国家北方的防务压力。

但现在当了这么些年皇帝，刚刚那些想法竟就自己这么冒出来了。

而邢观之后，少府令范玉昌又说：“邢尚书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大明南洋公司便更像个京里的衙门，而不像地方。”

朱厚照心中默默的赞同这句话。

大明南洋公司太重要了，它的一把手都是自己绝对亲信。

虽然在杭州，但实际上却是北京直接遥控。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重心确实是在南方。否则为什么不干脆把南洋公司放到京师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