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看他的强壮威武、又精气充足得样子，心中泛起嘀咕：你这还叫没痊愈？

但这份疑虑显然比不过他心中缓缓升起的更大失望，

恩科之后授常州推官（推官：府一级所设，正七品，相当于法院院长），就说明伍文定在科举的排名在自己之后。

毕竟到六部任职和跑到常州去当个推官，那还是不一样的。

然而讽刺的时候，不过三个月的时间，两个人一同出京，情势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伯安兄的《请查军屯疏》，伍某也看了。伯安兄舍生取义、为国献策，请受伍某一礼。”伍文定看着是个‘粗人’，但行事还真的挺‘文人’。

按官职，人家现在是大的。

所以王守仁不敢托大，连忙说：“不敢。不过王某也不是请查军屯的王伯安了，而是龙场驿丞王伯安。”

这话带着些自嘲。

“王兄何必妄自菲薄？”伍文定鼓励道：“当今太子是圣君之气象，想来过后不久，殿下就会想起这份《请查军屯疏》。”

这是安慰的人话，人家随便说，自己随便听。

“便借伍兄吉言了。”

这次王、伍相会并没有什么波澜因此而起，只不过两人也算因此相识。

王守仁到了山东之后，本想着父亲总该要安慰他一下，

毕竟一个新科的进士，搞去当驿丞，整个大明朝他还是头一个。

但没想到布政使衙门的大门他也没能进！

烈日当空，王守仁站在门外彻底的迷失了。

这又是为什么啊！

委屈，真是说不出的委屈。

在殿下那里、王鏊那里，有了委屈他就只能自己忍下。但到了父亲这里，他便实在是忍不住。

王华不见他，他就站在门外。

日头晒得看门的守卫都躲到了门檐下的阴凉处，便是街上的狗也知道躲在树下一遍又一遍的吐着舌头。

这布政使衙门的门前空地上，却站了一个年轻人，动也不动。

街上人虽然少，但时间一久百姓来来往往的见到的多了，自然会有非议。

还好看门的守卫知道这是布政使的公子，言语不敢怠慢，还会去请他一起到阴凉处等，可王守仁犯了驴脾气，就是不动。

后来没有办法，王华就托衙门里的人出来给他带一句话，

是一个穿着官服的老者，现在只要穿官服的都比他王守仁官儿大。

老者问：“公子是白身否？”

“下官，任贵州龙场驿丞。”

“那为何不去贵州上任，而来山东布政使衙门呢？”

这问题问的，看大门的都知道我是王华的儿子！

王守仁又忍了，“下官是寻家父而来。”

老者摇了摇头，“公子受贬黜而至贵州，理当上任，为何要来山东？你去贵州做什么，君父都有交代，令尊又不知道贵州之事。若是因为心中受了委屈，那更加不必，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有任还不去上、特意绕道山东，难道……是要到此诉苦的嘛？”

王守仁听了此话心头一震。

坏了，若是给有心人抓住，参上一本，说他对君父不满，搞不好还要连累父亲。

“下官糊涂！这就走了！”走了半步他又回头，“请替下官传一句话，就说孩儿知道错了，这就去贵州上任。”

“嗯，孺子可教也。”老头子一边点头，一边捋着胡须。

回身之后入了大门，就撞到了已经在此偷听的布政使大人，王华。

王华哪里不想见儿子？

父子分隔两地，其中分别之苦他又怎么感受不到。

因为酷热，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王守仁一个人背着行囊赶路，不时地还要抬起胳膊擦一擦额头的汗，那背影多少是有些落寞。

作为父亲，王华也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我儿，保重。”

“藩台不必忧伤。伯安公子为国上疏，直言边军弊病，颇有诤臣之风采，假以时日，必是国之栋梁。”

大概是这个时刻，王华才会有些怀念当初自己这儿子在家和他犟嘴、惹他生气的时候，那会儿就盼着他科举有成，光耀门楣，

现在进士是中了，但却要去贵州那种地方。

“哎。”

……

……

而在东宫。

朱厚照的心思被一封奏疏给吸引了过去。

其实太子监国之后，所表现出的锐意进取的精神给这个昏昏沉沉的大明官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各地的官员都想要把自己对于某项国政的见解送到太子案前，所以不止王守仁这样。

但事情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以他朱厚照现在的能耐、这个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之前许多措施，根本上也都是治标，例如雍王、岐王奏乞田亩、不准。本质上只是停止了这项弊政，但先前已经被占据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没有办法，现在许多事做不了。

也总归是最近整军有些成效，他才更加多了些底气。

而今日这封奏疏却与其他不同，朱厚照想要找臣子来论一论，

上疏的人叫杨一清，原本他是弘治十五年由南京太常寺卿转任陕西巡抚，并督理陕西马政。

现在朱厚照来了，他怎么会把杨一清这种人扔到南京去浪费几年呢？他又不是王守仁，都已经四十五岁了，杨一清已经是成熟的杨一清了。

弘治十一年，左顺门之变前后，皇帝和太子大面积调任官员，当时朱厚照已经把杨一清给稍待上，升任陕西巡抚、专督陕西马政。

一年有余，终有这封《请除马政之弊疏》。

内阁及六部尚书都来了之后，朱厚照让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璋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诫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